俄乌冲突两周年：十大影响，八大启示
编者按：2月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承办，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合办的第十届（2024年春季）全球治理论坛“俄乌冲突两周年：影响与启示”在北京成功召开。会上发布三份重磅研究报告。其中人大重阳“全球治理”系列研究报告第18期《俄乌冲突两周年：影响与启示》（点击蓝色字体可下载报告全文）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俄乌冲突追踪研究课题组撰写。2月21日北京日报发布报告全文，深圳卫视“关键洞察力”栏目就报告内容、俄乌冲突两周年等相关话题采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俄乌冲突追踪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文，获得广泛关注。现将报告全文及采访视频发布如下：
引言
在安全领域，俄乌冲突之后出现更多地缘冲突，世界陷入二战后最混乱的安全局势；在社会领域，俄乌冲突造成一场巨大的人类悲剧，是二战结束以来欧洲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在规则领域，俄乌冲突助推贸易、金融“泛武器化”趋势，世界出现有史以来最激烈的制裁与反制裁潮；在政治领域，俄乌冲突加剧全球阵营化对抗，世界出现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国家群体分裂；在观念领域，俄乌冲突成为全球进一步分裂的催化剂，诱发冷战后世界的思想大分流；在经济领域，俄乌冲突加速全球供应链重构，全球供应链遭遇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动荡；在科技领域，俄乌冲突凸显高科技对国家安全的至关重要性，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轮高科技试验；在能源领域，俄乌冲突分化全球绿色转型进程，气候治理面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大拖延；在金融领域，俄乌冲突导致国际货币格局多极化的量变累积进程加快，全球资本市场出现2008年以来的最大动荡；最后，在全球格局上，俄乌冲突加速推进“百年变局”，国际社会进入二战结束以来从未见过的“大争之世”。
在上述影响之下，对于中国来说，要把握俄乌冲突下时代变革的主要特征和中长期趋势，充分做好国际国内应对。
一是人道主义危机加剧，中国须在适度备战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安全秩序构建，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二是东西方阵营割裂世界，中国应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增强在外交博弈中的灵活性；三是“认知战”制胜于无形，中国须加强对“认知战”的博弈能力建设，提升话语叙事能力；四是“冷战式经济格局”再露端倪，中国应主动制定重塑经济全球化的规则秩序；五是科技实力已成为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中国须大力提升科技自主创新程度，推动科技开放与合作；六是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一段时期内将继续被边缘化，中国应增强能源韧性；七是国际金融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中国须加快金融业强身固本，建设金融强国；八是国际秩序变革的斗争性、漫长性和残酷性日趋凸显，中国须做好持久战准备。
上篇：俄乌冲突十大影响
01
在安全领域，俄乌冲突之后出现更多地缘冲突，世界陷入二战后最混乱的安全局势
目前，俄乌战火还在燃烧，至今为止，尚未看到结束的迹象。北约作为俄乌冲突背后的美西方重要力量，也在此次战争中一改往日嚣张气焰，暴露出了“纸老虎”的真面目，一边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与军事援助，一边却在战场上表现出踌躇与犹豫，使得俄乌冲突正在向长期化、持久化方向演进，并且已经外溢到中东等多个地区。
第一，全球地区冲突数量达三十年之最，俄乌冲突外溢风险显著加大。
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最新统计数据，2023年全球冲突数量达183起，创近30年之最。从叙利亚、利比亚、也门内战到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陈兵对峙；从委内瑞拉和圭亚那的紧张戒备到美韩扩大联合军演规模，全球紧张局势持续升温。而据乌克兰国防部新闻处消息，同俄罗斯长期关系紧张的格鲁吉亚已参加培训乌克兰军人的活动，摩尔多瓦前总理、发展和统一党主席扬•基库则表示，自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一直试图以各种方式将摩尔多瓦拖入俄乌冲突。2023年12月，欧盟已正式与摩尔多瓦开启入盟谈判，并给予格鲁吉亚欧盟候选国地位。俄乌冲突面临外溢风险的问题。
第二，中立国弱化中立地位或放弃中立，主要军事大国与军事集团军费开支创历史新高。
奥地利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虽坚称中立，但同意加入欧盟“战略指南针”行动计划，参与建立欧盟5000人的快速反应部队；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彻底告别“中立”。此外，瑞士、爱尔兰等国也偏离传统中立地位，参与对俄制裁。2024年，美国再次上调国防预算，以约占全球军费40%的8860亿美元国防预算，超过美国之后9个国家总和。2024年，北约也将军事预算上调至20.3亿欧元，较2023年增长12%。
第三，全球核安全形势持续恶化，核威慑行动与核讹诈行为频发。
核威慑方面，截至2024年1月，北约已发起两次大规模核威慑军演。2009年11月以来，美国在核共享计划下已将核武器部署至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和荷兰等国。为对抗俄罗斯，2023年6月波兰表示积极寻求加入核共享计划，试图将美国核武器部署到波兰境内。核讹诈上，2022年10月，美国发布《2022年核态势审议报告》，明确将核武器作为推进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2023年10月，在俄罗斯宣布撤销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后，美国随即宣布在内华达州南部核试验场进行了一次高爆实验，引发世界核大国新一轮核试验竞赛担忧。02
在社会领域，俄乌冲突造成一场巨大的人类悲剧，是二战结束以来欧洲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
俄乌冲突加剧了社会分裂，深化了民族矛盾，增加了人员流失和难民潮。这场冲突导致双方国内的社会均出现保守主义以及更为严重的民族和宗教紧张关系，甚至引发了法西斯主义和新纳粹主义的复活。这种对不同思想、文化状况和民族情感的排斥等，加剧了整个社会的紧张和分裂。
第一，俄乌冲突是二战后欧洲大陆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战争。
据俄罗斯媒体援引乌克兰前总检察长的表述：自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武装部队阵亡人数已达50万人、重伤7.2万、被俘0.6万。而乌克兰国防部公示的俄罗斯武装部队战损最新数据，截至2024年1月初，乌克兰武装力量消灭了36.51万名敌人，结合这一数字，俄乌双方阵亡人数如今已超过86万。同时，战争也使得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难民潮对欧洲的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威胁。截至2024年1月，俄乌冲突已经造成1000多万乌克兰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这为欧洲带来了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其中，有600多万乌克兰人在本国境内无家可归，有超过300多万乌克兰难民逃到邻国，其中有超过200万人逃到波兰。平民伤亡情况上，已有至少1万名平民于冲突中丧生，其中包括560多名儿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称，有超过18500名平民受伤。
第二，俄乌冲突使得种族问题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
冲突双方围绕着是否实行“灭绝种族”的行为展开了口诛笔伐，俄罗斯出兵的直接理由是乌克兰政府在乌东地区实施了“灭绝种族”国际罪行，严重威胁该地区俄罗斯人及亲俄乌克兰人生命安全。然而在国际上，乌克兰也同时指责俄方违反国际法并触犯灭绝种族等国际罪行。直至今日双方依旧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己方指控。其背后的意图，是在争夺舆论制高点，尤其在现代战争中，操纵舆论是很重要的一个动员环节，谁操纵舆论就能把控“国际态度”，争取到更多的合作和盟友，甚至可以扭转选民情绪，导致战争决策层发生变化。
第三，俄乌冲突深刻影响着欧洲各国的内政和社会。
支持俄罗斯还是支持乌克兰，这几乎成了一个政治立场选择题。俄乌冲突不单是俄乌双方的直接兵戎相见，也是欧洲各国利益博弈、矛盾迭起的焦点所在。欧洲的分歧也在这一事件冲击下凸显。欧盟成员国就对俄能源禁令“谈不拢”；仅在俄乌问题上，欧洲内部就在“是否对俄脱钩”“是否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程序”“欧盟战略自主的资金分配”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较多分歧。未来一段时间，随着战事的进展以及美国对俄制裁的升级，欧洲内部的矛盾及分化还将继续，而这将会是影响欧洲安全结构的一个核心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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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则领域，俄乌冲突助推贸易、金融“泛武器化”趋势，世界出现有史以来最激烈的制裁与反制裁潮
俄乌冲突两年带来全球阵营对抗博弈加剧，美西方全面对俄制裁，金融武器化、贸易武器化、科技武器化。全球格局加速分化，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对阵加剧，全球东方与全球西方的“东升西降”趋势明显。发展中国家纷纷要求加入金砖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更加对阵。
美欧对俄罗斯实施了空前的史诗级制裁，制裁反噬与反制裁加剧。2022年2月24日至28日，美欧对俄罗斯抛出金融核弹等空前制裁，制裁力度之大、领域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将俄罗斯所有对外银行全部剔除SWIFT。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约2万项，从经济到贸易，从投资到金融，从科技到军事，从柴可夫斯基到猫几乎无所不包。对俄实施出口管制、金融制裁、能源禁运。而包括印度、中国等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并未对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一方面，金融武器化，结局是去美元化加剧。美国不仅制裁了俄罗斯的央行、财政部等主权性质的机构，而且制裁了俄罗斯所有央企，将普京及子女、高官、商人、银行家几乎全制裁，冻结其海外资金和资产。中立国瑞士冻结俄资金。踢出SWIFT并实施长臂管辖。俄实施反制裁，对美欧日等48个不友好国家进口天然气要求用卢布结算，全球去美元化加速，锐减美元、英镑、欧元储备，增持黄金和人民币。另一方面，贸易武器化，结果美欧高通胀高债务低增长。美欧企业不仅撤离俄罗斯，而且限制对俄产品进出口，特别是涉及俄罗斯经济命脉的油气产品，甚至多条北溪管道被炸毁，欧洲被迫购买价格翻倍的美国液化天然气（LNG）。美对俄的铝及所有衍生品征收200%的关税。美西方的跨国企业全部撤离俄罗斯。制裁形成对俄包围圈，提高对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但并未影响俄出口到其他国家，反而推升欧美40年不遇高通胀，美飙升9.1%，欧洲双位数高通胀。总之，美欧日对俄制裁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却带来了反噬和反制裁。世界失序，安全、财政、金融、科技全面失序。贸易失序，通胀四起，四十多年的高通胀及高债务，供应链断裂或紊乱。04
在政治领域，俄乌冲突加剧全球阵营化对抗，世界出现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国家群体分裂
俄乌冲突对世界政治的首要冲击，是现实主义“硬核政治”回归，安全上的零和博弈困境将长时间困扰各国。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2022年接受英国《旁观者》杂志（The Spectator）专访时表示，“在战争势头使政治局势无法控制之前，需要面对战争目标的问题”，但很明显，当前世界政治局势已经被战争势头“带偏”，世界出现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国家群体分裂。根据联合国大会第十一届紧急特别会议通过的六次决议投票情况，对俄罗斯的整体支持率为29%，反对率为65%，已经形成国家群体分裂的初步趋势。
表1 联合国大会第十一届紧急特别会议六次决议投票情况05
在观念领域，俄乌冲突成为全球进一步分裂的催化剂，诱发冷战后世界的思想大分流
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进入以核心价值观为支点的时代。观念领域博弈的最大特点是内含政治，外显为文化。俄乌冲突加剧了大国之间价值观博弈的激烈程度，使得观念领域的交锋更加白热化，同时也成为全球进一步分裂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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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领域，俄乌冲突加速全球供应链重构，全球供应链遭遇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动荡
俄乌冲突导致的粮食、能源、半导体等多种产品供应链中断令许多国家受到影响，促使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加快重组，满足安全要求的短链化、分散化、本土化、区域化、阵营化等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方向。
第一，最不发达国家遭受粮食冲击。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小麦、大麦、玉米以及植物油等粮油产品的重要出口国，俄乌冲突导致的出口中断使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和叙利亚等高度依赖小麦进口的国家饥饿状况进一步恶化，其中，乌克兰的出口在2022年暴跌了30%。该地区的谷物出口对埃塞俄比亚等非洲经济体的粮食安全关重要，由于下降了14.9%，迫使这些经济体调整了采购模式。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数据显示，全球60%的饥饿人口都生活在受俄乌冲突影响的地区。同时，俄乌冲突引发各国对粮食供给的担忧，印度等16个国家开始对粮食实行出口限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粮食危机。第二，能源价格剧烈波动，供给结构受到冲击，需求结构发生巨变。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美、英、日等盟友一起对俄罗斯实施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多轮制裁，致使欧洲能源缺口逐渐扩大，能源价格飙升，制裁引发的反噬效应令欧洲经济不堪重负。其中，“北溪”管道被炸当月，美国对欧洲天然气出口量已占其天然气总出口量的70%，而欧洲天然气均价是美国天然气现货价格的七倍多。另有数据显示，2022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量同比减少近两成半，欧洲电力合约价更一度上涨近3倍。第三，制造业供应体系紊乱，全球贸易受损。镍、钛、钯等稀有金属是航空、汽车、化工、装备等制造业生产必不可少的上游关键材料，俄乌冲突导致相关金属原材料供给失衡，价格持续上涨。以镍为例，2022年3月初金属镍价格突破每吨10万美元，创历史新高，这严重打击了依赖跨境供应链的跨国企业，如大众、宝马、梅赛德斯、波音、空客等不得不关闭、搬离位于两国的工厂。世界各地的贸易增速也因此有所放缓。据亚行测算，如果10%-20%的海外供应链被转包回流，全球贸易估计将收缩13%-22%。最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大争之世的到来，美欧等西方国家把粮食、能源和贵金属等战略物资武器化，其他有实力的国家也难免效仿，这将进一步崩坏全球供应体系。07
在科技领域，俄乌冲突凸显高科技对国家安全的至关重要性，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轮高科技试验
当下，全球科技发展已经由过去的合作时代跨入了竞争时代。俄乌冲突使得西方加速推进“小院高墙”战略，美国迅速实施对俄“科研脱钩”，企图利用科技优势将俄罗斯排除在全球科研核心体系以外。更为关键的是，俄乌冲突进一步强化了尖端技术在新型作战中的应用，军事实力成为科技比拼的重点领域，军事科技的发展也更加凸显了技术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影响。
第一，高科技开启新一轮军事周期，引发全球局势动荡。以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被更广泛地应用到现代战争之中，使得军事攻防力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信息化、智能化作战下，“小型化”“隐蔽化”的作战特点使得进攻方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增强，成为扰动世界安全局势的潜在因素，传统国家安全战略在高科技推动下有望得以深入实施。第二，私人技术机构开辟新战场，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在俄乌冲突的高科技战场中，已经不仅是国与国之间政府行为的对抗，更是私人机构参与下的全面技术实力对抗。俄乌冲突中，多家美国乃至西方高科技企业成为美国政府和军方的作战工具，直接“下场”参与战争。例如，SpaceX公司研发的“星链”计划被用于乌克兰获取战争情报信息、精准作战打击的重要手段。多家美国互联网巨头停止向俄罗斯用户提供服务。民用无人机更是被直接应用于战斗，成为作战的重要补充力量。当下，OpenAI删除“军事和战争”禁令，意味着美国对ChatGPT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态度正在发生变化。正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所言，“现在权力是通过控制人、货物、金钱和数据的流动，以及通过利用技术创造的联系来定义。”俄乌冲突凸显了技术的民族主义特征，高科技的发展及高科技公司在战争中的行为将深刻影响着世界地缘走势格局，成为百年变局下重塑世界秩序的关键变量，也将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08
在能源领域，俄乌冲突分化全球绿色转型进程，气候治理面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大拖延
俄乌冲突后，全球缺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动力，冲突发生18个月后累计造成了1.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出口国，而乌克兰则是天然气输送管道的关键通道之一，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全球尤其是欧洲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性使得清洁能源的推动变得更加困难。
2022年上半年，全球能源供应短缺爆发，欧盟当时有38%的天然气以及27%的石油供应来自于俄罗斯，油价突破历史新高，令欧洲迅速陷入了能源供应困境，给全球能源消费者带来了巨大成本，并迅速带动了国际金融、跨国贸易、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所产生的市场悲观情绪扰乱了欧盟的减排节奏，欧洲部分国家一度减缓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无法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进而直接影响了全球绿色发展格局和可持续发展进程，拖慢了21世纪中叶碳中和目标的正常进度。2023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多次提出：“人类打开了通往地狱的大门，采取气候行动迫在眉睫”，并警告“世界领导人必须打破全球变暖恶性循环”。自1972年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以来，全球气候治理先后取得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多项阶段性成果，但俄乌冲突不仅减缓了能源转型进程，也加剧了国家之间气候合作的不信任感，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警惕目前欧美部分发达国家通过加快化石燃料淘汰进度来诱导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陷入新的转型困境，而发达国家也不愿承担气候治理责任，意图胁迫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责任，全球绿色进程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遭遇严重挑战。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还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将经济和安全优先于环境问题，降低对绿色转型的投资和承诺。09
在金融领域，俄乌冲突导致国际货币格局多极化的量变累积进程加快，全球资本市场出现2008年以来的最大动荡
第一，国际货币格局多极化的量变累积进程加快，美元以下的二级货币层级竞争加速。
俄乌冲突导致全球阵营化、经济脱钩断链提速，加之美国加强了经济和金融制裁的武器化，增加了全球新兴市场去美元化的动机。截至目前至少有大约70个国家开始了去美元化的努力，包括加快建设跨境支付系统，探索区域性货币联盟，跨境贸易以本币结算，大力发展央行数字货币等方式。有人测算，目前有大约30%的国家面临来自西方制裁的潜在威胁，远高于1990年代的10%，但美国强大的金融发展水平、科技创新、军事实力和治理能力决定了美元霸权的根基依然深厚。
俄乌冲突对国际货币体系竞争格局尚未产生根本冲击。从2021年到2023年，美元储备的份额稳定在近60%的水平，美元主要货币功能的国际地位依然稳定。虽然质变尚未出现，但量变的速度在加快。在美元以下的二级货币层级，竞争有所加速。欧元以及欧元体系中一些传统二线货币份额下降，其中欧元储备的全球份额下降约1个百分点，主要为第三级小型成熟经济体和新兴市场货币所替代，传统二级货币面临的挑战加大。
第二，俄乌冲突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俄乌冲突加大国际经济、政治前景的不确定性。冲突直接引发能源、粮食价格暴涨，美国2022年6月的CPI高达9.1%，创下40年来新高，迫使美国陡峭加息，成为2023年欧美银行业危机的诱因之一。全球投资者将地缘政治风险作为一项重要的风险来源。地缘政治风险的可预测性较低，且对金融市场可能产生灾难性影响，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大幅上升，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2022年美国三大股指均创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年最大跌幅。同时美元高利率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加大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压力，加剧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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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格局上，俄乌冲突加速推进“百年变局”，国际社会进入二战结束以来从未见过的“大争之世”
俄乌冲突作为冷战以来最大的国际事件，已成为二十一世纪全球格局、秩序演进最重要的“导火索”与“催化剂”，诱发地区冲突多点开花，中东热战，非洲内乱，亚太、拉美也热点突起。“大争之世”拉开帷幕。
首先，俄乌冲突爆发后，联合国、G20等国际治理机制进入前所未有的失调状态。
有些多边机制甚至已经“名存实亡”，几乎成为舆论博弈场而非治理平台。统一协调处理国际问题的机制失灵，各方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地区冲突的能力大减，导致国际秩序松动、瓦解与失序下的国际乱局。制衡机制与权力的真空也使得区域势力更愿选择亲自出马，武力解决问题。
其次，俄乌冲突短期内扩大了全球南北方的差距，但也带来了全球南方的“战略觉醒”，成为全球格局演进的垫脚石。
美国借乌克兰危机再次“收割全球”，成为冲突下的最大赢家。在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之下，俄欧贸易联系迅速减少，欧洲被迫增加对美国的依赖，利好美国经济。一是美国对欧洲的能源出口激增，美对欧液化天然气出口量从2018年的二百万吨上升到2023年的五千万吨。二是以北约集团为代表的军事集团增加了军事防御需求，为美国军工复合体带来可观的利润。2023年美对外军售较2022年增长16%，其中政府直接谈判销售额激增56%。三是美国以军事援助之名抄底乌克兰资产，美国金融利益集团得以扩张。这些因素对美国因加息导致的经济负面影响构成对冲，形成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逆转了美国经济颓势。
虽然这次冲突拉大了南北差距，使得美国短期内成为危机下的最大赢家，但是乌克兰危机促使更多的国家寻求战略自主与独立，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与独立意识的觉醒，将构成百年变局下“东升西降”的重要推动力量。冷战后以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正经历全面重构，世界由强单极向多极转换；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总理朔尔茨也用“时代转折点“（Zeitenwende）来概括全球格局之巨变，提出“在这个全新的多极世界中，不同的国家和政府都在为权力和影响力而争”，避免“新冷战”成为重中之重。
这样的世界大势之下，大国纷争以及对秩序主导权的博弈已从“暗斗”渐渐步入“明争”，伴随着固有国际协调、治理机制的失灵，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多极化时代已拉开帷幕，挑战与机遇并存。
下篇：俄乌冲突八大启示
01
人道主义危机加剧，中国须在适度备战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安全秩序构建，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俄乌冲突下，中国既要适度“示强”，向国际社会亮明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底线，也要防止落入战争陷阱，陷入军备竞赛的泥潭。同时，继续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中国应尽的贡献。
适度展现军事实力，反对捆绑炒作俄乌冲突与台湾问题。俄乌冲突爆发后，便有舆论渲染“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话题。然而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与俄乌冲突不具可比性。面对外界不断以俄乌冲突挑衅炒作台湾问题，中国既要防止陷入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又要适当提升作战能力，体现中国立场与国家红线。
积极重塑合理、有力、公正的集体安全国际秩序，为冲突各方搭建沟通交流平台。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等主张受到广泛认可，应主动发挥中国作为国际大国在止战促和上的优势，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冲突各方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共促世界持久和平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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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阵营割裂世界，中国应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增强在外交博弈中的灵活性
俄乌冲突再次将全球政治阵营对抗推向高潮，中国必须提升在外交博弈中的战略灵活性，既要维护自身利益，又要寻求合作空间，既要应对挑战，又要塑造机遇，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灵活运用多种手段。
在大国关系上，坚持合作共赢，避免对抗冲突。中国在与美国、俄罗斯、欧盟等大国的关系上，应坚持扩大共同利益，化解分歧矛盾，维护战略稳定。中国不惧美国打压，也不寻求与美国的全面对抗，而是主张探索中美正确相处之道。中国应继续深化与俄罗斯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分批次、有重点、灵活处理与欧盟各国关系，加强在共识领域的合作。
在周边关系上，坚持亲诚惠容，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应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应不断加强与东盟国家关系，继续在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等方面发力。中国也应在地区安全等方面密切与南亚、中亚、西亚等国家的协作。
在发展中国家关系上，坚持真诚友好，加强团结合作。中国应继续支持各发展中国家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提高发展水平。中国应持续深入发展同非洲、拉美、太平洋岛国等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以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金砖国家（BRICS）等为代表的区域合作机制为平台，团结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进南南合作，为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贡献中国力量。
03
“认知战”制胜于无形，中国须加强对“认知战”的博弈能力建设，提升话语叙事能力
意识形态斗争映射到认知领域，即为认知战。认知域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战场，首当其冲成为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抗的关键。俄乌冲突中各方通过话语叙事，展示自己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同时质疑和反击对方动机与行为，将对方“贬”为国际舆论场上的“失道者”。认知攻防、话语叙事成为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
“认知战”输赢已成为影响国际格局重塑的主要因素。双方为全面争夺国际舆论场和话语权，新招频出，从社会、国家、政府、组织，乃至个人层面实施多领域博弈。其中，认知对抗贯穿整个军事战争全过程，与科技战、网络战、情报战等战法深度融合，碰撞出了混合战争下的新火花，出现了诸如首脑效应、全民战争、科技赋能等认知战新特点。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必须敢于发声、敢于接话、敢于对话。首先，在国际舆论场上，中国要积极倡导和平、合作、共赢的理念，强调尊重国家主权、维护国际法治、倡导公平正义。同时，要批驳各种极端言论，如“文明冲突论”、“新冷战论”等，防止国际局势恶化。其次，在认知攻防方面，要充分了解各方立场和利益诉求，洞悉国际局势演变，善于捕捉关键节点，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立场和主张。再次，在话语叙事方面，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的文化底蕴和传播优势，创新话语体系，使之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
此外，在认知对抗过程中，俄乌双方采用的新手段、新战法，都能给予我们思考和启示：既要善于利用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站在国际道义制高点；更要善于利用大数据、机器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AIGC）、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等创新技术手段，帮助我们逐步提高认知防御能力，有效筑牢心理防线，应对西方意识形态入侵，争取国际道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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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式经济格局”再露端倪，中国应主动制定重塑经济全球化的规则秩序
俄乌冲突的破坏性重塑了全球经济力量的平衡，并从根本上削弱了支撑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但长期来看，由于其违背全球经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形成相互深度嵌套的客观事实，不能充分发挥各经济体的优势，必将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客观规律的冲击下走向破产。换句话说，俄乌冲突暴露出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脆弱性和风险性，依赖外部供应的制造业供应链是不可持续的。
从国际层面来看，中国必须在重塑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相关规则制定，在新一轮全球经贸治理结构调整中，更主动地谋求与自身经济实力适应的国际地位，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应有地位，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体系。从国内来看，中国必须坚持经济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分行业分阶段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与多元化，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重点领域形成产能备份，力争实现重要领域和关键节点的自主可控，打造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供应链，以应对外部冲击和不确定性。尤为重要的是，在大国竞争的关键战略领域，如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生物医药等，中国要加快补齐在先进工艺、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等方面的短板，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同时在智能化、数字化、物联网等优势领域，加快推广应用新技术，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确保相关产业发展始终站在全球数字产业链供应链前沿。05
科技实力已成为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中国须大力提升科技自主创新程度，推动科技开放与合作
俄乌冲突凸显了科技对国家安全的至关重要性。当前，中国和美国的科技竞争处于非对称竞争状态。整体上看，中国的科技实力同美国还具有一定的差距。中国应以小博大，走非对称竞争下的内向进取道路，通过国内自主创新改变国际竞争格局，最终重回全球科技合作大于竞争的局面。
明晰科技发展主要目标，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目前，中美的科技发展阶段不同，美国处于科技守成国的地位，中国处于科技崛起国的地位。这导致中美科技发展目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美国将更多的技术用于军事进攻和战争。中国则应首先是以技术服务产业进步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因此，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继续聚焦经济建设本位，加大力度培育新质生产力，形成新的潜在增长点。同时，引导更多的私人部门参与到科技创新中来，通过技术产业化与产业技术化，畅通技术成果转化链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人均产出比，为中国科技崛起提供中长期支撑。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扩大对外开放。科技的自主可控与开放合作是科技发展的一体两翼，二者相互促进、同向共进。从历史经验来看，没有任何一项高端技术是靠外部引进的，在军事科技方面尤其如此。科技的自主创新越来越成为实现一国战略自主的根本性因素。在推动科技战略自主的基础上，中国也应推动科技的进一步开放交流合作，不断向科技价值链的顶端攀升。如今，高端科技离不开跨国别、跨区域的全球化研发，中国应大力推动科技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比拼，从而在全球化布局的过程中，更好地开展合作，获取竞争优势。06
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一段时期内将继续被边缘化，中国应增强能源韧性
俄乌冲突给全球低碳能源转型带来了一些困难和挑战。
首先，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给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和压力，影响各国对低碳能源的投资和支持。其次，能源供应的不稳定和不充足导致一些国家暂时重启或延长使用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以满足能源需求，从而增加温室气体排放。最后，能源转型的速度和程度可能因为各国的国情、经济形势、政策制定等因素而存在差异，可能导致全球低碳能源合作的难度和复杂性。可见，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以及绿色发展进程减缓表明中国应当提升能源发展韧性，强化能源独立性与政策自主性。
对此，中国必须牢牢抓住能源发展的大国主动权，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如何有效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有力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是能源发展的首要问题。只有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充分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才能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牢牢守住新发展格局的安全底线。同时，从能源禀赋来看，我国是煤炭资源大国，而石油及天然气储量相对不足。能源安全事关发展安全、国家安全，不容有失。现阶段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能源需求不可避免继续增长。而受到能源生产结构影响，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绝大部分。从能源安全、环境和经济性等方面考虑，中国应发展多元化的能源结构，从短期、中期还是长期来看，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基础上发展清洁能源是中国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战略与成功实践。最后，中国应从国际角度客观分析国际绿色发展背景，按照自身能源产业格局与碳中和目标合理规划清洁能源产业，兼具防范国际能源危机冲击和国内能源转型风险的特征，逐渐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绿色发展之路，以应对新一轮的国际能源危机和竞争。07
国际金融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中国须加快金融业强身固本，建设金融强国
俄乌冲突增加国际金融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研究表明，受战争影响的国家往往会在全球股市网络中被孤立。加之中国经济对全球资源品和全球贸易的高度依赖，战争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可能更为严重。因处于地缘政治冲突的中心，中国面临更大的国际资本流出压力，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市场的波动风险也因此加大。为此，中国金融业更应加快强身固本，建设金融强国。
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美欧金融制裁的升级促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更加重视建设独立的跨境支付结算系统，但参与这些系统的银行数量仍然有限。截至2023年末，中国的“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已有111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者，但绝大多数是间接参与者，大部分直接参与者也是中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
中国应继续完善CIPS功能，改善跨境支付体验，更好地发挥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主渠道的作用。中国还应优化央行的双边互换协议，使其更加透明，促进其更多用于与贸易相关的活动。应加强与国际多边组织交流合作，完善跨境投融资机制设计。在重点建设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可推进畅通跨境资金流动和投融资试点，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同时，金融秩序方面，美国在IMF一股独大，而且将金融武器化。中国需借助金砖机制，推行本币国际化，通过数字货币、共同货币完善国际货币体系。
提升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和韧性。人民币投融资功能的薄弱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阻碍了中国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使用率和人民币从贸易货币向投资、储备货币的升级步伐。中国采取了一条独特的货币国际化之路，即努力建设离岸人民币金融资产基础平台，同时对资本账户开放保持谨慎。
研究发现，从货币的全球储备与计价贸易额的比率看，人民币已经接近欧元，表明这一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仍有赖央行美元储备，这又增加了对美元的依赖。2022年末，主要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约1.5万亿元，占人民币存款的比例仍很低，随着离岸市场规模的壮大，这一模式的局限性将日益凸显。
因此，大幅提升中国境内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是中国有序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础，也是从金融角度提升国际资本对人民币资产信心，提升中国金融业应对外部冲击能力的根基所在。为此，要以法治化、市场化建设为根本导向，以制度建设为基础推进注册制改革，加快发展人民币债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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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变革的斗争性、漫长性和残酷性日趋凸显，中国须做好持久战准备
放眼全球，近年来世界各国都表现出对冷战后全球格局与国际秩序的不满，无论是旧秩序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都展现出对变革的期待。美国在特朗普引领下回归孤立主义怀抱，抛弃国际多边机制与条约；全球南方更是对后冷战秩序的公平与正当性存疑，迫切需要新格局来助力发展。可看出，俄乌冲突既是未来全球格局重组的诱因，也是冷战后全球格局演变中博弈的产物与体现。旧秩序已经开始瓦解，但新格局依旧不够明朗。中国如何在这种不确定性与动荡中持续崛起已经成为世纪课题。
同时，俄乌冲突反映了国际秩序变革中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分歧，其对世界格局与秩序造成的冲击将通过中长期的溢出效应显现，但当下涉及核大国的军事冲突，随时面临风险升级和扩散的灾难，国际与地区事务进入漫长、难以预测的深水区。俄乌冲突又逐渐成为其它地区冲突的诱发因素，一些地方势力“趁乱”出手，冲突碎片化、激烈化程度都不断上升。“不稳定”成为21世纪20年代的代名词，持续向上向好的外部环境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斗争性、漫长性和残酷性的大变之局、大争之世。中国一方面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也要在国际格局重组、国际秩序重建过程中突出中国价值。沉着、冷静、客观地追踪、分析、研判世界局势成为大国每日必修课。同时，在不稳定的环境中，中国更需要成为世界最大的“稳定器”。怀着对人类文明的责任心与大局观，中国要成为“全球互联互通国”，在全球格局与秩序重塑动荡期中发出“劝和而非拱火、连接而非分裂、开放而非封闭”的强有力声音。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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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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