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郭晟豪、郭峻豪丨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与差异——一项基于元分析的检验丨2023年第4期
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与差异
——一项基于元分析的检验
◉ 郭晟豪 郭峻豪
【摘要】利用传统实证研究方法对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强度的研究，至今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利用元分析技术，纳入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的国内外实证研究，共获得95个效应值，总样本量381698个。研究发现，公共部门中的服务型领导对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最大，而道德型领导、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依次递减。数据搜集策略是干扰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估计的因素，不过并不普遍。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估计也因不同文化背景而异。然而，尽管公共服务动机目前的量表不一，但是测量工具并不会显著影响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估计；同样地，MPA学生样本来源也不会对两者的关系估计产生显著影响。
【关键词】领导风格；公共服务动机；公共部门；元分析
【作者介绍】郭晟豪：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guosh@lzu.edu.cn；郭峻豪（通讯作者）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guojh20@lzu.edu.cn。
【引用格式】郭晟豪,郭峻豪.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与差异——一项基于元分析的检验[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3,12(4):61-79.
—文章结构—
一、研究背景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一）理论基础
（二）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
（三）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关系的调节机制
三、研究方法
（一）文献检索和筛选
（二）变量编码与效应值
（三）元分析过程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发表偏差检验
（二）异质性检验
（三）主效应检验
（四）相对权重分析
（五）调节效应检验
（六）稳健性检验
五、总结和讨论
（一）研究结果和讨论
（二）研究意义
（三）研究局限和展望
一、研究背景
公共服务动机是公职人员的公共服务能力和产出的重要动因。因此，如何提升公职人员的公共服务动机一直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在公共部门中，公职人员与其直接领导接触最多、了解最深，领导者的行事、管理作风是影响公职人员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一方面，领导的行为方式深刻影响公职人员对公共服务的整体认识，有助于公职人员从思想上充分接纳公共服务行为，并从内心深处产生对公共服务行为的价值认同，进而提升个体在公共服务上的产出质量；另一方面，领导者在为公职人员提供工作所需各类资源的同时，给予他们足够的工作自主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公职人员的工作动力。因此，公共部门领导者对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正日益受到重视。
目前已有大量围绕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的研究。然而，不同领导风格对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关系强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如Bellé发现公共部门中的变革型领导对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强度是-0.028，而Kroll则得出公共部门中的变革型领导对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强度是0.070。Jensen指出公共部门中的交易型领导与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强度是-0.017，而Fazzi和Zamaro则提出公共部门中的交易型领导与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强度是0.223，诸多学者研究同一领导风格对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得出了不同结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学者对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做了描述性的文献综述，试图归纳出不同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因果关系。尽管传统文献综述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总结现有研究结论的作用，但定性的文献综述忽视了不同研究中样本量的重要性，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仍值得怀疑。为弥补这一缺失，有必要对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展开系统性的元分析研究。
本研究选择对变革型、交易型、服务型、道德型四种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进行检验，既从理论角度驱动研究，又兼顾元分析本身对研究数量的限制，具体原因如下：首先，在公共部门中，变革型、交易型、服务型、道德型四种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研究频次最高，具有较强代表性；其次，本研究在正式检索前进行预检索，发现已有大量这四种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的研究，具有利用元分析技术进行研究的基础；最后，这四种领导风格代表着不同的理论导向，利用元分析技术进行研究则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明晰不同理论之间的差异。
元分析是对大量相同主题并符合特定条件的定量研究进行二次分析整合的研究方法，能够剖析不同研究间的特征、综合差异化的研究结果，并在节约各类资源的同时得出更为精细的研究结论。因此，本研究系统搜集、筛选立足公共部门情境，围绕各领导风格与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关系进行研究的中英文文献。在对不同领导风格、公共服务动机、两者的关系强度以及可能影响关系强弱的调节变量编码之后，本研究利用元分析技术，明晰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总结关系强度存在差异的缘由，并为未来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相关研究提出建议和展望。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一）理论基础
公共服务动机拥有众多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文化因素和工作组织因素两方面，但对提升公职人员的公共服务动机而言，工作组织因素中的领导风格尤为关键。伴随公共部门公共服务供给重要性的日益突出，领导者的核心推动作用也愈发明显。不同风格的领导者对公职人员的影响不尽相同，特定的领导风格有利于公共部门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提升公职人员参与公共部门政治决策的兴趣，甚至提高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水平。
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受到领导风格的影响可以从社会学习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三个角度进行解释。一方面，具备自我牺牲、同情心等特质的领导者能激发公职人员的公共服务动机。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角度看，公职人员倾向效仿领导者高尚的价值观念。当公职人员认为领导者独特的价值观念和优秀的个人品质值得自己学习后，他们将会努力纠偏自我，在使自身行为贴合领导者期待的同时，也为部门的发展作出贡献。另一方面，领导与公职人员之间时常进行“互利互惠式”的利益交换，这既满足公职人员个人的发展需要，也鼓励他们投身社会服务。社会交换理论用于分析人与人交往之间的回报与付出，当公职人员察觉出领导对自己的关心、照顾并相信领导将会履行个人承诺时，他们将会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服务工作，积极回报领导的付出。此外，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也与自我内心需求的满足有关。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个体的自主、胜任以及与周围的关系是自身的基本心理需要，也是主要的工作动机。领导者在满足公职人员这些基本心理需求后，公职人员参与社会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显著上升。具体地，公共部门中的领导者所给予的物质、精神奖励能够帮助下属认清自身能力，增强工作信心，也会使领导者与下属之间的关系程度更为亲密，这些积极的正向反馈能够增强下属的内在动机，提升了公共服务质量。尽管基于不同理论，但两者的关联都得到了认可，因此大量关于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涌现。
（二）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
本研究从理论角度分别阐释不同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自我决定理论强调领导者对自我行为的选择，社会交换理论强调领导者与公职人员之间的交换关系，而社会学习理论则强调公职人员自我的观察学习和自我调整，可以发现，这三种理论对领导者自我强调的程度是逐级递减的。也正是如此，本研究选择对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服务型领导和道德型领导四种领导风格进行研究，它们分别反映自我决定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以及社会学习理论等。自我决定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与四种领导风格的对应如表1所示。
公共部门中的变革型领导关注下属的个人发展和成长，鼓励下属创新工作方式，激发下属的公共服务动机并培养下属的道德感知和创造性能力等高层次追求。变革型领导具备公正、利他等积极的伦理品质，尤其以变革性为最为突出的外在特征，因为其赋予下属更多自主权主要以变革为目的，且自主权的获得以及内在需求的满足为个体自我决定提供了最关键的基础。事实上，自我决定理论也正是变革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研究中的主流理论。变革型领导拥有满足下属个人内在需求的能力，而个人需求的满足被认为是公共服务动机产生的基础。当下属的能力、自主、归属等内在需求得到满足后，更高层次的服务动机将会形成。此外，公共部门中的变革型领导善于阐明极具意义的组织愿景，并向下属展示如何在日常工作中为亲社会价值观的实现作出贡献。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个体行为受自我主观选择的影响。变革型领导在帮助下属认清自身行为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的同时，也促进下属个人观念与组织整体公共价值观的紧密融合，这有力强化了下属参与公共服务的行为倾向。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a：公共部门中的变革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正向相关。
公共部门中的交易型领导并不重点关注下属的个人成长和发展，而是关心下属工作任务的进展，并以任务的完成情况为基准评判下属。从交易型领导的概念上看，交易型领导似乎与公共服务动机并无关联。然而诸多研究表明，交易型领导同样能激发下属的公共服务动机，社会交换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是交易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研究中广泛使用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公共部门中的交易型领导不仅关注个人利益，也具有鼓励下属努力实现组织目标的特质；另一方面，对于公职人员而言，回报领导的实质表现就是做好工作。因此，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公职人员更倾向于积极做好服务公众的本职工作来回报领导的付出，这一服务过程将会激发他们的公共服务动机。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当公共部门中的交易型领导信任下属时，他们会尽可能地为下属提供包含个人权力、社会福利以及人际关系等在内的社会资源，而下属会通过完成更多高质量的利他性工作来回报领导的付出，公职人员的公共服务动机随之提升。此外，交易型领导青睐通过精神或物质奖励肯定下属的积极付出并激励下属努力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下属的自我效能感。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下属在感受到交易型领导肯定自己付出的同时，也认为自己有能力造福社会，这使下属供给高质量公共服务的信心更为坚定。虽然自我决定理论是解释交易型领导或变革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的重要理论，但是两者之间仍有区别。变革型领导帮助下属理解自身行为对社会贡献的重要性以及吸引下属参与公共服务，促进下属个人观念与组织的公共价值观念融合，从而提升下属的公共服务动机，而交易型领导则是利用物质或精神奖励肯定下属的付出，提升下属的自我效能感，助推公共服务动机提升。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b：公共部门中的交易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正向相关。
服务型领导反映了领导者无私奉献、团结合作、谦逊诚实的价值观念，是下属愿意模仿的对象。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是公共部门中的服务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研究中的主要理论依据。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角度来看，服务型领导被下属视为具有服务大众、同理心、自我牺牲等特质的榜样，引导下属维护公共利益。服务型领导秉承利他的服务理念，并且能够助推公共部门的“服务氛围”形成。这尤为影响下属对情感、道德和责任的感知，甚至鼓励下属为社会奉献做好准备。此外，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个体的利益获得与代价付出是相关的。服务型领导以“服务”作为核心的工作要素，表现出对下属的关怀与同理心，并且能够促成双方高质量的交换关系。服务型领导投入各类资源，通过无微不至的关怀提升与下属的社会关系质量。当下属感知到领导的关心、帮助和认可后，将会接受服务型领导的价值观念、认同组织的目标愿景，甚至乐意做利他性的服务工作，以积极、突出的服务意愿和奉献精神来回报领导的付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c：公共部门中的服务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正向相关。
道德型领导在工作中的各种表现都符合道德规范，具有诚实、守信的个人品质。社会学习理论是公共部门中的道德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研究中的主要理论依据。根据社会学习理论，道德型领导采取角色塑造与社会化的方式来提高下属的公共服务动机。道德型领导是公共部门中的道德标杆，能够促进整个公共部门道德观念和价值文化的形成，以及激励下属实现更高的价值追求。此外，道德型领导能够与下属“打成一片”，愿意向下属澄清个人的努力付出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并提倡奉献自我的价值理念。当下属观察到道德型领导的道德、规范行为之后，主动模仿道德型领导的行事作风，领悟道德型领导的价值观念，积极向道德型领导靠拢。因此，就下属个人而言，他们在实现更高层次社会公平、公共责任价值追求的同时，也加深了对道德行为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的理解。对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d：公共部门中的道德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正向相关。
目前已有大量针对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的研究，但尚未有研究准确说明不同领导风格对公共服务动机差异化影响的原因。本研究认为不同风格的领导者会对下属的公共服务动机造成差异化的效果。
首先，领导者通过推动公职人员行为倾向的转变来提升公职人员的公共服务动机。公职人员将部门领导视为自我的学习榜样，在主动观察领导者的做事风范并进行模仿的同时，提升双方的行为契合度。但是，公职人员与不同风格的领导者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交流互动，这尤为影响学习的最终成效。比如，公职人员时常将服务型领导看作自己的人生导师，努力模仿他们的日常行为。类似地，公职人员将道德型领导看作自己的目标榜样，希望与他们建立“榜样”与“学习者”的相处模式。无论是面对服务型领导，或是面对道德型领导，公职人员都会模仿学习领导者的行事作风，但是这两种领导风格与公职人员的交流程度存在明显区别。服务型领导愿意主动传授知识，促使公职人员的思想行为向“利他主义”方向转变。而道德型领导则是把自我当作榜样标杆，公职人员的服务动机提升则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因此，相比于道德型领导，服务型领导与公职人员的交流更多，关系更为紧密，这在一定程度上差异化了领导风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积极效果。
其次，领导者通过满足公职人员的自我需求来激发他们参与公共服务的动力。然而，不同风格的领导者在满足下属个人需求的原因上不尽相同。例如服务型领导时常为下属着想，主动帮助下属改变自我，而交易型领导则是基于利益上的需要，被动帮助下属提升个人能力。这些心理上的差异可能会造成公职人员对领导者行为方式消极归因，并以慵懒、散漫的态度处理工作，不利于公共部门供给高质量的社会服务。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公职人员都认为领导者是在无私帮助自己提升能力和素质，相反，他们认为领导者的行为目的是最大化个人利益，这尤为影响领导风格的积极效果。但是，当公职人员理解到领导的良苦用心时，他们会主动与领导交流互动，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积极回报领导的付出。因此，公职人员对领导行为方式的差异化感知也将会影响个人对待公共服务的态度，这进一步复杂化了领导者的行为方式与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关系。
最后，领导者常常鼓励公职人员做出更多的亲社会举措，这对提升公职人员的公共服务动机有着积极的效果。在领导的激励下，公职人员的个人目标与公共部门的组织目标逐渐融合，促进高层次的价值追求形成。但是，不同风格的领导者在激励公职人员的方式上存在差异，这将会形成独特的比较优势。例如，变革型领导是从公职人员个人的内在动机出发对他们的行为和方式进行激励，产生的影响与外在激励相比更为强烈。又如，服务型领导和道德型领导以身作则，他们以高道德、严要求为行为准则，并约束自我，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激励公职人员，因而这样的影响最需要时间的积累。因此，不同的激励方式也可能是复杂化领导风格与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的原因之一。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公共部门中的不同领导风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解释力度存在差异。
（三）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关系的调节机制
公共服务动机（PSM）测量工具可能差异化研究结果。目前已有多个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量表，但是不同量表在维度设置上存在区别。例如，Perry的经典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包含四个维度，概括的内容比较全面。而Kim在Perry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了适用于跨文化情境的四维公共服务动机测量量表。但是，也有研究为了适应当地文化特色，选取Perry公共服务动机量表中的部分维度来测量研究对象的公共服务动机强弱，可见不同学者为了各自的研究需要，在选取公共服务动机测量工具上有着明显区别。尽管非四维量表形式简洁，但是不可避免地遗漏了部分描述信息。相反，四维量表反映了公共服务动机的核心内涵，其隐含的信息往往比三维或单维量表更全面。此外，四维量表的有效性与普适性相比非四维量表更高。总之，不同的测量方式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研究结果，但是并未有研究准确说明这一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将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工具分为两类：一类是以Perry、Kim为代表的四维量表；另一类则是三维或单维量表，并提出如下假设。
H3：PSM测量工具会调节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关系。
数据搜集策略的不同可能差异化研究结果，这是因为不同的数据搜集策略存在不同程度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已有研究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在管理学和心理学领域严重威胁研究结果的精准性。这表明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尤为影响各实证研究的研究结果。横截数据和纵向数据是两种不同的数据类型，相比于利用纵向数据的实证研究，利用横截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结果中更有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但是，在领导风格与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研究中仍有学者为方便数据搜集过程，最终搜集横截数据。事实上，也有学者为了减少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采用纵向的数据搜集策略，在多个时间点对同一研究对象多次搜集数据，探究研究对象的心理差距。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H4：数据搜集策略会调节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关系。
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迥异的文化氛围，历史文化的积淀不仅影响着当地的思想价值观念，更影响着个人的行为方式。已有研究表明，领导者的行事风格与当地的文化背景有着紧密联系，其对公职人员的作用过程会受到文化的影响。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从权力距离、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和短期导向、放纵与克制六个维度说明了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文化背景有区别，并且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为文化的差异化作用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框架。例如，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强调对个人或集体利益的重视程度。与个人主义主导国家中的公职人员不同，集体主义主导国家中的公职人员尤为重视集体决策过程，并且愿意主动服从和落实决策结果。故集体主义文化主导国家中的公职人员的工作态度和思想观念相比于个人主义主导国家中的公职人员更容易实现重塑，他们参与公共服务的意愿更强烈。其他文化也具有类似的差异性。对此，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H5：文化背景的差异会调节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关系。
样本来源的不同可能差异化领导风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在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研究中，MPA学生与实际的公职人员是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研究中两种不同的样本来源，已有研究在数据搜集过程中以MPA学生为数据搜集对象，但是目前仍然难以判断使用MPA学生样本或是真实的公职人员样本是否会使研究结果有区别。有学者认为学生群体拥有更多的渠道来获取信息、学习新知，因此他们的专业知识储备更为充实，这会使他们在决策制定方面占有优势。但是，学生群体并不具备成熟的政治思维，这导致他们在政治抉择上不能做到坚持自我。相反，公职人员对政治的选择利弊有着清晰的了解，他们在政治决策上表现得更为成熟。因此，学生样本与真正的公职人员样本在个人特征表现上是不同的，这些特征表现上的差异最终会导致研究者得出差异化的研究结果。因此，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H6：MPA学生样本来源会调节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方法
（一）文献检索和筛选
为了尽可能全面得到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的实证文献，本研究参考国内外公共行政领域元分析研究的文献搜集流程进行文献检索。第一步，本研究在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及在英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ProQuest、EBSCO数据库以及Google Scholar进行检索。检索的关键词参考以往的有关元分析文章，在中文数据库中以“领导风格”“领导”“领导力”匹配“公共服务动机”和“PSM”进行中英文混搭检索，以及在英文数据中以“leadership”“leadership style”匹配“PSM”“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public service-oriented motivation”和“public sector motivation”为检索词进行交叉检索。检索时间截至2022年3月14日。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所有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本研究对有关综述性研究论文的参考文献进行了查阅，并在ResearchGate、SSRN上寻找与本研究相关的会议论文、工作论文。第二步，对搜集得到的文献进行初步筛选。为了确保纳入分析的每一篇研究都与本研究的研究主题相关，已搜集到的每篇文献的标题、摘要和关键词都将会被逐一阅读。之后，本研究对已通过初步筛选的每一篇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仔细核对，避免存在相关文献没有被纳入分析的情况出现。通过初步筛选，本研究得到113篇有关文献。
之后，阅读已通过初步筛选的文献，确保每一篇文献都符合以下标准。（1）所纳入研究必须为实证性研究，剔除纯理论性的研究、综述研究和案例研究等。（2）研究需要包含领导风格或者公共服务动机各维度变量。（3）研究必须报告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具体数据。这包括相关系数，或者能转化为效应值的t值。（4）研究必须明确领导风格和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工具。（5）文献必须立足公共部门情景，排除在私人部门情景中的研究。若有研究分别对公共部门情景的样本、私人部门情景的样本进行了研究，并符合其余纳入标准，则纳入此研究。根据以上筛选标准，经统计，本研究包含了——从2007年到2022年的82篇研究——来源于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381698个样本。图1是按照系统综述和元分析优先报告的条目（PRISMA）的标准所绘制的文献检索和筛选流程图，具体如下所示。
（二）变量编码与效应值
本研究遵循Lipsey和Wilson的元分析编码建议，对纳入的82篇研究逐一编码。编码的内容包括论文的基本信息，如作者、论文名称、发表期刊及年份等；样本量和效应值数据，包括自变量与因变量的信度、两者的相关系数或t值等；研究设计和样本特征，如变量所用的量表、文化背景、变量测量方式等。变量的编码工作由两位研究者共同完成，对于不一致的编码结果，两位研究者通过讨论达成一致。
由于公共行政领域的大多数研究都报告了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并绘制出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表，因此本研究依据Ringquist的编码建议来编码效应值。如果文献中存在相关系数表，则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即为效应值。如果文献没有报告相关系数，则利用t统计量和自由度并使用公式
（三）元分析过程
本研究采用的元分析软件为R4.1.3，使用Meta包和Metafor包进行数据分析，分析的内容主要包含如下方面。第一，异质性检验。异质性检验的目的是探索不同效应值之间的差异程度，为后续的调节效应研究奠定基础。然而，异质性检验不能作为分析模型的选择依据。由于公共行政领域中各研究选取的样本并不是高度同质性的，而是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研究依据Borenstein等人的分析模型选择建议，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第二，发表偏差检验。本研究采用漏斗图、Egger检验、Begg检验、失安全系数等方法，对纳入的文献进行发表偏差检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发表偏差问题可能影响研究结果，但是发表偏差问题对元分析结果的影响并不严重。即使存在发表偏差问题也并非意味着元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存在问题，元分析存在发表偏差也可能是由于人为对研究的选择性刊发而引发的，不能单单依靠发表偏差结果质疑元分析结果的精确性。第三，相对权重分析。本研究依照Tonidandel和LeBreton的分析方法，将各领导风格与变革型领导一一对比，得到不同领导风格对公共服务动机解释力的相对大小。第四，主效应以及调节效应分析。通过元分析，本研究得到了经过修正的各领导风格同公共服务动机的相关系数，探索了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的边界条件。最终，本研究将会依据敏感性分析的检验结果来判断研究结果是否稳健。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发表偏差检验
首先，本研究使用漏斗图检验研究结果是否存在发表偏差问题。当元分析中的研究数量过少（小于10个）时，漏斗图在识别发表偏差问题上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因此，本研究仅利用漏斗图对变革型领导和服务型领导两种拥有较多研究数量的领导风格进行发表偏差检验，具体结果见图2和图3。从图2中可以发现，变革型领导的各个效应值在漏斗内部整体均匀分布，左右两部分基本对称。而涉及服务型领导的多数研究分布在总效应值的左侧，这一分布特征说明针对服务型领导的研究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发表偏差问题。接下来，本研究利用Egger检验、Begg检验和失安全系数进一步精确检验研究的发表偏差问题，相关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针对失安全系数，所有领导风格的值都大于5k+10，这说明研究结果的稳定性较高。在Begg检验中，除了服务型领导的Begg检验显著外，其余领导风格的Begg检验结果均不显著（p>0.05），并且所有的领导风格在Egger检验中均不显著（p>0.05），这说明服务型领导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发表偏差问题。之后，本研究借鉴前人做法，利用剪补法来判断发表偏差问题是否对研究结果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本研究在剪补文献之后发现，服务型领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仍显著（p<0.001）。此外，在纳入分析的服务型领导研究中，未发表的文献比例达到了25%，这一比例已经很大。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服务型领导可能存在轻微的发表偏差问题，但是这并不影响研究结果的有效性。
（二）异质性检验
利用异质性检验可以判断不同研究效应值的差异程度。表3显示，各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Q值达到了显著水平（p<0.001），这表明不同研究的效应值之间具有显著差异，造成这样的原因可能是各研究使用的PSM测量工具、采取的数据搜集策略，以及所处的文化背景等方面上有区别。此外，依据I2值的大小能够判断研究间异质性水平的高低情况。本研究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领导风格的I2值都在95%以上，这表明纳入分析的数据具有较高水平的异质性差异。综合以上分析，不同效应值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进行进一步检验来找出异质性差异的来源。
（三）主效应检验
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的关系强度具有明显差异，详细结果见表3，若研究数（k）小于5则不纳入分析。从表3可以发现，各类领导风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强弱高低不一。具体地，公共部门中变革型领导风格与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存在较强的正向关系，其真实效应值大小r=0.297（Z=6.84，p<0.001），95%置信区间为[0.215，0.375]，假设H1a得到支持。公共部门中交易型领导与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存在较强的正向关系，其真实效应值大小r=0.184（Z=1.99，p<0.05），95%置信区间为[0.003，0.354]，假设H1b得到支持。公共部门中服务型领导风格与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存在较强的正向关系，其真实效应值大小r=0.531（Z=6.04，p<0.001），95%置信区间为[0.380，0.655]，假设H1c得到支持。公共部门中的道德型领导与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存在较强的正向关系，其真实效应值大小r=0.401（Z=3.62，p<0.001），95%置信区间分别为[0.192，0.575]，假设H1d得到支持。
（四）相对权重分析
利用相对权重分析能够比较公共部门中的不同领导风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解释力度。在进行相对权重分析之前需要构建相对权重矩阵，但是由于相对权重矩阵中缺失部分相关值，因此本研究参考前人做法，借鉴成熟领导风格元分析研究中的研究结果，构造用于分析的相对矩阵，最终构造的相对权重矩阵如表4所示。此外，由于变革型领导风格是研究最早、研究范围最广的领导风格，为了探究其他领导风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是否与这一传统的领导风格有区别，本研究与以往元分析研究做法一致，以变革型领导为基准，将变革型领导与其他领导风格两两组合，对比确定不同领导风格对公共服务动机解释力的相对大小，详细结果见表5。研究发现，相较于变革型领导，服务型领导和道德型领导能够更好地解释公共服务动机（变革型领导的解释力度分别为15.7%和27.5%）。而与变革型领导相比，交易型领导的解释力更弱（变革型领导的解释力度为80.8%）。综上，假设H2得到支持。
（五）调节效应检验
利用元回归或者亚组分析可以判断元分析中的调节变量是否显著。由于纳入本研究的调节变量都属于离散型变量，相比于采用元回归进行调节效应分析而言，采用亚组分析的方式更具有适用性。另外，基于亚组分析进行调节效应检验也符合当前元分析调节效应检验的分析习惯。综上，本研究利用亚组分析来探讨不同调节变量的差异化影响。本研究将会探讨PSM测量工具、数据搜集策略、文化背景和MPA学生样本来源等多个潜在变量在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由于元分析对效应值的数量有限制，如果有变量的效应值数量小于3，本研究并不会将其纳入后续分析之中，具体的亚组分析结果详见表6和表7。其中QM值表示组间差距，若组间差距明显，则该变量的调节作用显著。首先，PSM测量工具并不会显著影响公共部门中的变革型领导、服务型领导和道德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估计（QM=0.57，p>0.1；QM=2.16，p>0.1；QM=1.19，p>0.1），而由于研究数量的限制（k<3），本研究并不能揭示PSM测量工具在交易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中的作用，由此假设H3未被证明。其次，数据搜集策略能够显著影响服务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关系估计（QM=3.19，p<0.1）。具体地，使用横截数据时，服务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关系较强。相反，数据搜集策略并不能显著影响变革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估计（QM=0.74，p>0.1），因为研究数量过少，本研究并不能推断数据搜集策略对交易型领导、道德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的影响（k<3），由此，假设H4部分成立。最后，MPA学生样本来源不会影响变革型领导、服务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估计（QM=2.31，p>0.1；QM=0.12，p>0.1），同样地，由于研究数量的限制并不能够判断MPA学生样本是否调节交易型领导、道德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k<3），假设H6不成立。
在文化维度的调节上，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中的不同维度对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具有差异化的影响。具体地，本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针对变革型领导，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维度均显著影响变革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估计（QM=9.66，p<0.005；QM=9.66，p<0.005），而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和短期导向、放纵与克制维度都不会显著影响变革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估计（QM=0.08，p>0.1；QM=2.45，p>0.1；QM=0.35，p>0.1；QM=1.27，p>0.1）。针对交易型领导，长期和短期导向、放纵与克制等维度不会显著影响交易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估计（QM=0.02，p>0.1；QM=0.02，p>0.1），而受限于研究数量，目前并不能确定其他维度是否影响两者的关系估计。针对服务型领导，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不会影响服务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估计（QM=0.08，p>0.1），而因为研究数量过少，目前并不能归纳其他维度是否影响两者的关系估计。针对道德型领导，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维度显著影响道德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估计（QM=8.85，p<0.005），同样的，目前因为研究数量过少，不能明确其他维度是否影响道德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由此，假设H5部分成立。此外，我们也关注了其他人口统计变量，但受限于论文本身的报告方式，本研究并不能对他们准确编码及分析。不过，针对工作年限，本研究得到其在变革型领导、服务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中的作用。结果发现，工作年限会显著影响变革型领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估计（p<0.001），不会显著影响服务型领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估计（p>0.1），而针对交易型领导与道德型领导，利用所搜集到的数据不足以得出相关结论。
（六）稳健性检验
由于极端值或异常值可能会影响最终的研究结果，为了评估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结果是否稳健，本研究基于一次剔除一个效应值（leave and out）的分析思路，利用敏感性分析来判断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这种思想是每次都只剔除元分析中的一个效应值，通过多次剔除效应值，得到不同的检验结果，分析这些检验结果是否接近整体的效应值结果来判断研究结果是否受到极端值或异常值的影响。相关结果如表8所示。具体地，变革型、服务型、道德型领导风格的检验结果分别在（0.280，0.312）、（0.474，0.567）、（0.348，0.467）的范围内浮动，与本研究结果的整体效应值大小接近，这充分说明结果的稳健性。但是，交易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效应值浮动范围较大，其结果并不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本研究认为，造成这样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纳入分析的研究数量过少导致的。但是，最终的效应值高低仍应在这一范围之内浮动。因此，未来专注不同地区、使用不同的研究设计探讨交易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的研究值得期待。
五、总结和讨论
（一）研究结果和讨论
1.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
本研究的主效应结果表明，公共部门中的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服务型领导和道德型领导正向影响公职人员的公共服务动机。究其根本，领导者与下属之间积极的交流互动是下属公共服务动机提升的关键因素。公共部门中的领导者能够启发下属服务社会，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并激励下属做出更多亲社会举措。另外，本研究的主效应结果也显示，公共部门中的服务型领导、道德型领导、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强度依次递减。相较于其他领导风格，服务型领导所蕴含的突出特质与公共服务动机的本质特征最为契合。这表明在服务型领导的影响下，下属更倾向于维护公共利益，这是公共服务动机内涵中利他性和亲社会性的具体体现。一方面，对于服务型领导而言，他们理解下属的行为方式，给予充分的工作自主权和情感支持。这在鼓励下属主动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同时，也帮助下属成就自我。另一方面，服务型领导以身作则，在工作中要求下属考虑公共利益，这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下属以“服务”为基础的公仆意识苏醒。此外，服务型领导自我奉献的人格魅力更与公共服务动机中蕴含的自我牺牲特点相符，这进一步强化了下属奉献自我、服务社会的意愿。
相比于服务型领导、道德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解释力度最低。一方面，公共部门中的交易型领导根据下属的表现和状态来做出不同的行为策略，这种互惠互利式的行为方式不利于公共部门推动“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服务氛围形成。特别是在基层社区服务中，交易型领导虽然能够通过利益交换激发下属参与社区服务，但他们难以在社区中营造浓厚的服务氛围，这影响了最终成效。另一方面，交易型领导很难发挥个人优势，实现内外激励的双重作用，这进一步限制交易型领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正向影响。究其根本，交易型领导所给予的外在物质激励并不具备与内在激励相似的激励效果，并且外在物质激励也没有内在激励的持续时间长久。对此，交易型领导应当尝试从内在激励下属，这对帮助下属实现组织的价值认同和提升下属的公共服务倾向尤为重要。
2.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首先，PSM测量工具不会影响领导风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估计。也就是说，无论是使用四维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还是多维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在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研究上并没有显著差异。自Perry首先提出公共服务动机测量量表以来，不少学者对这一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主要聚焦于各维度之间是否存在概念上的重叠问题。Perry本人也曾指出，公共服务动机测量维度之间存在部分重叠，这一问题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有效性。本研究的研究结论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一致，表明PSM测量工具的使用差异不会影响研究结果。但是，由于不同研究处于不同氛围的文化情景中，因此本研究鼓励未来学者在探索相关研究时使用符合当地情景特色的公共服务动机测量工具，以得到最为接近本地实际情况的研究结论。
其次，数据搜集策略显著影响服务型领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估计（QM=3.19，p<0.1），并且横向的数据搜集策略对服务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的相关性影响更高，这很可能是因为共同方法偏差所造成的虚假相关。相比于服务型领导，数据搜集策略对变革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QM=0.74，p>0.1），但不得不强调的是，在未来的研究中依然有必要谨慎对待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从纳入研究的文献中可以发现，大量的公共部门领导风格研究都采取一次性的数据搜集策略来简化数据搜集过程。伴随时间推移，特别是在现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在不同时间点对同一研究对象分批次搜集数据。相比于搜集纵向数据，搜集横截数据仍然占有着便利性的优势，但是这带来了相当程度的误差。因此，对于未来公共行政领域的领导风格研究，各学者应该谨慎对待共同方法偏差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在保证内在效度的同时，实现拓宽研究外在效度水平的目的。
再次，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显著影响变革型领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估计（QM=9.66，p<0.005；QM=9.66，p<0.005），并且集体主义文化的调节效果大于个人主义文化的调节效果。而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显著影响道德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估计（QM=8.85，p<0.005），并且长期取向的调节效果大于短期取向的调节效果。与个人主义文化主导的国家相比，在集体主义文化主导国家中的公职人员更为遵从领导的安排，遵守社会文化规范和部门制度准则，并且拥有更为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因此在实现公共部门整体目标的过程中，公职人员群体能够容易形成工作合力，为公共部门的整体目标、集体荣誉的实现以及社会利益的达成贡献力量。类似的，与低权力距离相比，在高权力距离的文化背景下的公职人员对领导者的依赖性更强，他们对领导者充满敬畏，认为脱离领导者是一种不合理的举措，因此他们愿意顺从并接受领导者的指示，听从领导的建议，改变自身的服务思维。此外，在长期取向的文化价值下，公职人员更期望获得长期回报，注重工作所带来的长期影响。这与道德本身发挥作用的长期性有关，道德型领导对下属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也需要时间的积累，因此，道德型领导能够在长期取向的文化价值下更有力地改变下属的公共服务倾向。
最后，MPA样本来源不会影响变革型领导或服务型领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估计。也就是说，无论是使用MPA样本，抑或是使用非MPA样本，都不会有显著的结果差异。目前，不少的领导风格研究都利用便利样本搜集数据，这方便了数据搜集过程。虽然有研究表明，使用MPA学生样本作为便利样本替代专业人员样本不能够完全复制原有结论，因为MPA学生样本不一定与专业样本拥有相近似的内在感受，这导致了差异化的政治决策过程。也有研究表明，学生样本与非学生样本在党派偏见、意识形态、社会信任等特定领域上具有相似的看法和观点。本研究的研究结论与此类观点相符，在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的研究中，利用MPA学生样本不会使研究结果有偏差。究其原因，MPA学生与公共部门的公职人员有着相似的行为认知心理，他们对领导的行事作风、公共服务动机的评价不会因个人身份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因此，未来的领导风格研究者可以选用MPA学生样本替代专业的公职人员样本进行研究。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第一，本研究得到了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服务型领导和道德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并且服务型领导、道德型领导、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强弱依次递减的研究结论。本研究不仅理清了长期以来备受争议的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关系差异，也可以指导后续公共部门中的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的实证研究。
第二，本研究分别揭示了文化背景、PSM测量工具对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估计的影响。一方面，样本所处的文化背景会影响变革型领导、道德型领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估计。变革型领导在高权力距离或者集体主义文化下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相比于低权力距离或者个人主义文化更为强烈。道德型领导在长期价值的导向下对下属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更为深刻。未来的领导风格研究应认识到这样的差距，并且更好地从理论上回应不同领导风格在文化上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差异影响。本研究鼓励未来研究者对交易型领导、服务型领导进行更多的探索，旨在未来探究文化背景是否在这些领导风格中具有差异化的影响。另一方面，PSM测量工具不会影响领导风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估计。但是各公共部门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或地区内，因此本研究鼓励未来的领导风格研究使用符合当地价值观念的PSM测量工具，以得到最为贴合实际的研究结论。
第三，本研究对未来领导风格研究中的样本及数据搜集策略选择具有深远意义。不同的数据搜集策略会差异化研究结果。对于服务型领导而言，当研究者搜集横截数据时，服务型领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更为强烈。虽然搜集横截数据便利了数据搜集过程，但是横截数据更为可能造成研究变量间的虚假相关。不同的是，纵向的数据策略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公共方法偏差的消极影响，但是其复杂化了数据搜集过程。此外，领导风格研究中所采用的差异化样本来源不会使研究结果与真实情况之间出现显著区别。从本研究的研究结果上看，利用MPA学生样本对变革型领导、服务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的消极影响微乎其微。同时，使用MPA学生样本能够便利化数据搜集过程，因此本研究鼓励未来领导风格研究使用MPA学生样本。综合数据搜集策略带来的差异化研究影响，本研究建议未来的研究者不应花费过多精力关注于样本的选择，而是应谨慎对待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力争在解决内在效度的同时拓宽研究的外在效度。
2.实践意义
首先，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公共部门的变革型领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具有差异化的效果。因此，对于个人主义国家公共部门中的变革型领导，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关注公职人员个人目标与组织愿景是否融合的表面，而应该以身作则，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引导公职人员感知公共服务的责任和意义。其次，公共部门中的交易型领导不应仅以外在的物质利益交换来激励公职人员，而应当尝试内外激励结合的方式来引导公职人员参与公共服务，实现鼓励公职人员积极奉献自我的目的。再次，公共部门中的服务型领导应当认识到个人的行为方式对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提升的积极作用，从而更好地回应公职人员的期待和公共服务动机的提升。在现实当中，服务型领导应该积极帮助公职人员克服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提高公职人员对公共利益、价值认同和责任义务的感知水平，创造机会引导公职人员参与政治决策。最后，公共部门中的道德型领导应该认识到自身与服务型领导的差距，并不断纠正自我。道德型领导既要以自我为出发点，促进组织道德氛围的形成，也要不断主动帮助公职人员，在传授知识和经验的同时表现出对公职人员的关怀和同理心，引导公职人员主动维护社会利益。
（三）研究局限和展望
本研究具有以下局限性并提出相应展望。第一，目前已有不少研究对新兴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进行探索，但是由于元分析对研究数量的限制，目前并不能利用元分析技术对这些新兴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进行检验，本研究期待未来有更多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研究，并在研究数量充足时对本研究进行补充。第二，元分析研究需要以大量的实证研究为基础，但本研究在调节检验方面还并未有足够数量的研究对交易型、服务型、道德型领导风格的所有潜在调节因素进行检验。在未来的研究中，本研究期望有更多的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实证研究，以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第三，在纳入的研究中，对于公共部门的具体特征，包括男女比例、人口分布等，大多研究都是以比例分布的方式量化统计，而对于公职人员的类型划分，由于研究数量的限制，不能够检验其对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差异化影响，因此本研究不能探讨这些公共部门的具体特征对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的调节影响，未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对不同公共部门的具体特征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第四，由于不同领导风格的衡量方式存在差异，各学者利用不同量表衡量不同领导风格，不过本研究受制于实证研究的数量，没有纳入不同领导风格的衡量量表针对某一具体领导风格进行更为细微的调节作用分析，未来可以针对公共部门中的某一领导风格不同量表的差异化影响进行调节作用分析。第五，由于文献数量的限制，本研究并不能细化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各维度之间的关系，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相关研究，并可以得出更多有价值的结论。此外，本研究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交易型领导结果不够稳健，造成这样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交易型领导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研究的数量过少，因此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相关研究来弥补这一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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