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西亚维斯·阿泽里：资本主义危机与人类解放前景

资本主义危机与人类解放前景

——访俄罗斯秋明国立大学教授西亚维斯·阿泽里

[关键词] 资本主义 价值危机 国家 阶级斗争 共产主义

[受访者简介] 西亚维斯·阿泽里（Siyaves Azeri），俄罗斯秋明国立大学教授，当代西方著名左翼学者，2017—2018年在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系担任特邀研究员，2018—2020年在法国洛林大学亨利—庞加莱—哲学档案馆（AHP-PReST）担任研究员，并担任《科学哲学》科学委员会成员和《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等。

[访谈人简介] 陈文旭，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员。

作为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而构成的客观政治形式，现代西方国家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化身。面对资本的永恒危机及其引发的紧急状况，现代西方国家往往采取政治手段调节其内在矛盾。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极右翼政治的泛起反映出由资本主义自身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根本紧张局势。资本主义价值危机的出现，预示着迈向共产主义社会进而实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围绕这一主题，陈文旭对阿泽里教授进行了学术专访，就资本主义危机与人类解放前景等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希望本次访谈内容能够为学界相关问题的讨论与争鸣有所助益。

阿泽里：感谢你的邀请。关于资本主义的价值危机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价值危机内生于经济危机之中，而经济危机则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多重矛盾。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换句话说，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具有内在矛盾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危机四伏——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在这个概念中的矛盾性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资本的本性是价值增殖。一方面，资本持续流动的根源在于其无限扩张的需要，这是由货币的转换能力（即它与商品的可交换性）的虚拟无限性和实际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另一方面，资本的无限扩张又受制于劳动力这一有限资源。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局面，资本试图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减少劳动者数量，以使自身成为一个独立的过程；然而只有在剥削活劳动的基础上，资本增殖才得以实现。换言之，只有通过与劳动力进行交换，资本才能创造剩余价值并进一步扩张。所以马克思写道：“因此，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1](P193)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性也体现在商品的二重性上。马克思指出，商品是一个不同于有用物的范畴，因为它不是由物品的有用性决定的，而是由交换价值（或价值）决定的。而价值是由生产作为价值载体的特定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从社会属性来看，价值是一种具有“理想”特征的关系。此外，价值不能被还原为使用价值；事实上，马克思认为，在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中找不到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价值是由抽象劳动创造的，而劳动被归为抽象时间——具体劳动本质上不能赋予它任何价值。此外，除了社会生产关系之外，没有任何价值出现。正是“价值”这一资本主义财富的表现形式，指引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对商品形式的分析开始对资本进行全面的探究。马克思以此为开端，确立了资本主义财富与生产的二重性这一主题——使用价值与价值。《资本论》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资本主义二重性这一主题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一个矛盾，即价值的表现形式与以物质财富形态出现的有用物的表现形式之间的矛盾。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的形式，即作为具体劳动之物化的使用价值，成了价值的函数。

作为自身劳动力的“自由所有者”和“不占有生产资料”双重意义上的劳动自由是劳动力商品化的必要条件。然而，这种自由实际上是从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的自由，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自由，以便使资产阶级国家能作为“保障抽象平等的公民强制联合的监工”或 “阶级强制联合的合法存在形式”而出现。因此，这种“自由”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即肆意剥削劳动力、榨取剩余价值的自由，这一特性必然导致劳动者走向异化。

为了占有社会生产中剩余价值的更大份额和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特定资本被投入新技术领域，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以低于平均生产成本进行商品生产。由于价值的衡量尺度是社会价值而不是单个商品的价值，所以当一家公司的生产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时，它就会获得额外的剩余价值。因此，这一特定资本将以高于实际成本、低于市场平均价格的价格销售其产品。也就是说，它可以占有其他资本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即占有它们的一部分利润。其他资本则要么引进能够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的技术方法，要么消失。在这之后，如果其他资本也认可这种新技术，它们所生产商品的价值便会下降，进而导致利润率普遍下降。这个循环是资本关系的组成部分。正如默里所写的那样，“价值跑步机”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逻辑表明，这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力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强大内在趋势。总之，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加剧劳动者异化。

阿泽里：首先，生产科学化的进程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反过来又导致了全社会总资本的利润率下降。劳动生产率降低并不是导致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与此相反，正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造成了剩余价值率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随着新机器和新技术的引进而实现的，这些机器和新技术取代了活劳动，成为获取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这意味着与不变资本相比，可变资本的占比有所下降。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资本构成越来越高，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越来越相对减少。资本必然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创造足够的剩余价值，以保证自身的持续扩张和增长。危机是劳动生产率增长和现有资本价值二者失衡的必然结果，是为使已经破坏的平衡能尽快恢复的暴力的爆发。因此，尽管资本总是竭力克服其自相矛盾性，但是它所采用的手段也仅仅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性就在于：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却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并通过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的。

其次，除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外，还有一些方法也能够提高剥削率，例如，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其中包括延长工作日。这是一种通过紧缩政策、削减社会保障和福利、降低工资等措施来提高绝对剩余价值率的策略；通过降低维持劳动者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降低对工人的技术要求——尽管这对资本来说没什么好处，以及可能还会使用强权和暴力。实际上，资本所采用的是上述所有方法的综合。然而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会立即体现为价值生产的增加，因为价值是由抽象劳动创造的，而劳动生产率指的是劳动者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即具体劳动的生产率。由于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依赖于“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因此，利润率下降和随之而来的危机不可避免，这继而导致了一部分劳动人口成为“相对的过剩人口”。

再次，对劳动力的剥削是资本之间竞争的基础，也就是说，资本是为了从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中获得更大的份额而相互竞争。对劳动力的剥削决定了资本危机四伏的特性。价值是由社会构成的，这种社会构成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之间的关系（或资本与自身的关系）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之上，也就是建立在阶级斗争之上的。而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性正是在于，它的宪法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私有财产上的制度，这一制度通过不断剥削劳动力来获取剩余价值，并维持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

竞争是资本的“内在本质”，而不是经济规律的成因和来源。每个个体资本都应该与其他资本竞争，这样才能在交换中实现，但仅仅通过交换是无法保全资本的，还必须不断剥削劳动力以促进资本的逐步积累。然而，资本的再生产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再生产”，它要求资本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来实现对劳动力的控制，并通过扩张来保全价值以维持这种控制。尽管有这样的幻想，资本也不可能无限进行扩张。要实现价值增殖，就要在生产过程中部署已实现的价值。这样的话，劳动生产率就会随之提高，最终表现为资本的过度积累和“生产过剩”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过剩只是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以生产力为尺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或有支付能力需要的现有界限。而这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因而通过收入不断再转化为资本来进行的。此外，广大生产者的需求却总是被限制在平均的需要水平上，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必须总是限制在平均的需要水平上。

最后，生产过剩危机是指资本积累和扩张过程中的无利可图状态。这意味着此时的剥削率不足以为资本提供利润。而为了开始新一轮的资本积累和扩张，就必须设置更高的剥削率。因此，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用来抵抗利润率下降的机制。然而，这种应对不只是简单的“经济”层面上的应对，新的积累和扩张周期不能仅仅依靠纯粹的经济手段，同样需要政治干预和调解。关于危机及其社会后果，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种方法不过是资产阶级所使用的更全面、更猛烈的处理危机的方法。

二、社会危机和国家政治调解

阿泽里：进入21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社会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一系列由价值危机引发的社会危机层出不穷，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矛盾和缺陷。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理解。其一，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在这里，阶级斗争以两大敌对阵营之间的斗争的形式出现：一方是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无产阶级；另一方是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资产阶级。然而，阶级是使资本能够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而出现的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力量”由劳动不断产生，因此，阶级是一种不稳定实体，正如马克思说的，一切价值最初都由劳动产生。一切不变资本最初都完全像可变资本一样是劳动的产品。资本是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存在形式。劳动在生产资本这种矛盾关系的同时，也以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式生产了这种关系的政治存在形式，这就是所谓的在一定的国家范围内，或者甚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关系的抽象性上表现为和谐的那一切关系（资本的积聚、分工、雇佣劳动等），这种“和谐”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社会那种作为抽象关系在经济范畴中被确定下来，或者在最小的规模上取得某种局部存在的不和谐的最后的、恰如其分的表现。

其二，当危机出现，资本主义试图利用“国家”作为处理危机的机制，这并不是对资产阶级民主规范的背离，也不是资产阶级法治的中止，而是在面对愈发深化的价值危机时，资本对阶级斗争的加剧所作出的回应。资本试图提高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进而建立“价值增殖—资本扩张—资本积累”这样一个新的盈利循环周期，国家政治调解便是这种倾向的政治表现形式。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社会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这种方式而存在。阶级斗争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从单纯为了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斗争，为了寻求身份认同而斗争，为了废除歧视性法律而斗争，到为了夺取政治权力而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它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资本主义政治调解旨在通过建立资产阶级“强国”来恢复秩序，因为它意识到了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可或缺性——这是资本的代言人都已清楚掌握的事实。

阿泽里：我首先回应第一个问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从历史上看，前现代（前资本主义）国家与现代国家只有名字相同，这两个词的指代物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正如塞耶所指出的，国家显然是一个历史范畴。“国家”一词并不代表所有形式的政府；相反，它描述了一种明确的、有历史界限的社会形式，确切地说，它是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形式。对此，我们只需要指出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直接和间接统治形式之间的区别就足够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等同于主人；国家权力属于主人，主人的权力就是国家的权力。国家统治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主人权力的广度和深度。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奴隶跑得足够快，他就能够摆脱主人的统治。资本主义出现以后，国家就由统治形式变成了中介形式。它是资本统治的中介形式，是其政治—法律的表达方式，它用无形的锁链将工人束缚在一起。国家成为资本统治的中介形式，这正是作为“普遍意志”（卢梭）或“普遍法则”（康德）的阶级意志的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驳斥道，“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2](P417)

第二，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剥夺生产资料的手段。资本主义积累的连续性本质上与阶级斗争有关：资本对生产资料的剥夺构成了所谓的“原始积累”，而国家正是资本剥夺生产资料的手段、方式和政治形式。一切资本主义积累都是原始积累，因为它本质上意味着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而这种分离必须被长期维持下去。资产阶级国家是资本主义积累的非必要组成部分。博内菲尔德就曾经说过，在将抽象的平等强加于社会关系之上以后，资本并没有放弃它最初使用过的暴力。相反，它以法律和秩序、平等和自由等“文明”形式而存在。这些形式构成了暴力——作为文明常态的暴力。金钱处于何种状态，法律和秩序就处于何种状态。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介作用，我认为，资产阶级利用国家这一手段来实现其资本增殖和价值剥削本质。对新市场的征服和对旧市场剥削率的提高是通过国家来实现的。在管理外交事务、设定关税、签署贸易往来协定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在“国内”部署紧缩政策，推出使工作条件恶化的新法案，削减社会保障和开支；如果“必要”的话，国家还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诉诸暴力。简而言之，国家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由于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社会动乱、抗议和对此类措施的抵制不可避免。

要使直接生产者（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需要一个持续的建构过程。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建立和维持这种分离，恢复秩序。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政治形式，它使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阶级关系是由财产关系构成的，这一方面体现为生产资料集中在资本手中，另一方面体现为自由劳动者的存在。资本不生产价值，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创造”了价值，这使得工人既是“资本主义收入”的生产者，又是自己“工资”的生产者。

劳动力商品化条件的长期存在需要资产阶级财产私有制的保护——国家既要保障私有财产的延续，也要保障公民的“自由”，正如资本对劳动力质量漠不关心一样，国家对公民的社会阶级、个人财产等也漠不关心。通过这种表面的平等（抽象的平等），它造成了具体的人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实际上的不平等。因此，它遵循了资产阶级社会中通过国家（资本对工人）进行中介化和普遍化的统治形式。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统治的这种中介性和普遍性，无产阶级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是一致的。

阿泽里：国家这一存在既指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持续危机，也显示出阶级斗争的政治调解功能。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是处于紧急状态的资产阶级的国家。随着生产的科学化，活劳动变得多余，资本的构成发生了变化；资本必须采取更加严苛的举措来强制实行价值规律，并将劳动纳入抽象时间，以便获得剩余价值。将劳动强行纳入抽象时间（即资本时间）并将价值规律强加于劳动，这是一条铁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谈论“劳动的价格”（和土地价值）是和谈论“黄色的对数”一样不合理的。相对于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的占比减少，这是造成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和随之而来的危机的原因，也体现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暂时性，以及这些关系为建立后资本主义社会所提供的可能性。马克思的分析并不只是针对利润率下降这一趋势所作出的精练的“经济学”解释，他的分析直接指向了资本关系的内在矛盾，这一内在矛盾反过来间接地体现出社会生活始终处在一个不断构建和重组的过程中，其显著特点是，劳动和社会生活的实际结构与它们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可能呈现出的结构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然而，这种转变必然会受到阶级斗争和政治调解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实施并维持资产阶级财产制度，从而将劳动置于价值规律控制之下的手段。国家干预社会，不是为了实现再分配，而是为了将自由价格机制置于私人权力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是阶级斗争这一存在的政治形式，而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阶级斗争的解决方案。正如恩格斯所说，“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3](P407-408)}因此，作为价值规律的实施手段，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断深化的价值危机的化身。

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概念上的政治工具，通过它，敌对阶级的成员们被设定为抽象的个体。作为抽象的个体，公民之间的所有人际关系、道德关系和法律关系都是由政治决定的。所以，激进理论批判的真正对象不是作为资本人格化的单独个体，而是产生这些抽象个体的社会关系。资本不会仅仅从“经济”角度直接假定个体，而资本主义统治往往以政治为中介形式。作为纯粹抽象的个体，无论他们的“现实阶级”地位如何，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只是资产阶级的个体，因为他们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那样，“‘社会’本身——人生活在社会中，而不是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人——是所有权、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的法律以及不可避免的奴隶制的根源”。^[4](P418)因此，不仅“资产阶级”的成员首先作为竞争对手相互对抗，其他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成员也是如此。同样，资产阶级不是唯一一个，也并非是因为与其他阶级有共同利益而获得“阶级”形式的；抽象个体们相互竞争、相互对抗，形成共同体，最终通过国家达到了历史特定的民族形式（不和谐的和谐）。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国家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形式的社会关系”，即便资产阶级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失去了对国家的直接控制，国家的本质也仍然是这样。这就是抽象个体对民族和国家的自我认同的政治根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共产主义者“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

三、阶级斗争视域下的人类解放前景

阿泽里：与费尔巴哈把人定义为“类存在”（一种生物物种）不同，马克思提出人是社会存在物（政治动物），也就是说，人位于社会关系与社会力量的交汇处。马克思并没有从个体开始分析，然后把社会视作个体的总和。对他而言，“社会”是人这一概念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不是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他认为，人的显著特征是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因此，人的社会性指的就是一种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能塑造并找寻自我。所以对马克思来说，社会并不是一个社会学范畴，它不是个体的集合体，不是单纯的群体，也不是与人类个体及其活动无关的东西，它是社会生产关系—实践的集合体，而且，这些生产关系会以特定的历史形式出现。马克思、恩格斯这样说道：“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2](P147)

显然，作为与任何历史时刻的生产活动都不可分割的一个要素，阶级的概念从一开始就包含在人类社会的定义中。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就生产形式而言，阶级的概念先于人们的认知和意识。因此，阶级不是对抽象的人类个体进行分类的事后范畴，而是作为历史上特定生产关系产物的具体个体的组成部分。

阿泽里：当今时代的阶级斗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并无不同，在21世纪，其具体表现更倾向于资本主义危机这一现实。阶级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构成了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核心。阶级斗争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也不一定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进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阶级斗争在这一方面的特性，即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工厂中某些工人为改善工作条件而进行的斗争、为提高薪水和最低工资而进行的斗争、为争取免费普及教育和更好环境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为反对宗教或为反对性别隔离和歧视而进行的斗争，都是阶级斗争的不同方面。阶级斗争是指社会上围绕不同社会问题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任何社会对抗都是阶级冲突的一部分，因为它是人与人之间为“现世”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人不是抽象的个体，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人，体现着社会发展的曲折性。因此，在一个特定的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整体性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地位体现出个性化特点，人们的活动总是以某种特定的历史形式呈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若是忽视这一方面，就会把人推回机械唯物主义的立场——把人看作是自然物种、抽象实体或抽象的人。

阿泽里：价值危机及其导致的“阶级斗争”——在这里，阶级被理解为“一种在逻辑上以其概念性为前提、以政治为中介的不稳定存在”——也预示着构建一种革命—解放意识并将其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主题的可能性。阶级斗争的政治调解使得工人阶级斗争日趋政治化。工人阶级的斗争应该（而且总是）采取政治形式。劳动力是资本的人格化；事实上，作为可变资本，它就是资本本身——尽管是其消极形式。更清楚地说，劳动力是资本的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来自劳动力内部的批判，而是对（资本主义）劳动力的批判。劳动力本身并不会主动地对（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提出批评。相反，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它“自然地”倾向于支持资本的立场。工人阶级斗争才是实现解放的重要力量。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和必然的体现，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持续冲突。具体体现：社会运动——基于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的倾向，根据他们为解决本阶级所遇到问题而提出的观点（如社会主义运动或工联主义），从而赋予社会运动更明确的性质；社会主义——由自觉的反资本主义者以及包括自觉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共产主义运动所组成。工人共产党是工人社会主义和工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提出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以及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为目标的自己的革命纲领。

以工联主义为例，它是一种仍然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视野中的趋势，并通过在工人遇到某些问题时提出解决方案，从而在工人阶级队伍中产生影响。这种运动当然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然而，它是一种资产阶级运动，因为它并不批判雇佣劳动和劳动力商品化的存在。它的视野被资本的视野所限定，它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同样，机器破坏者与机器的“斗争”也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破坏机器或反抗科技是社会阶层相互对抗的一种特殊形式——尽管主导这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的政治视野可以说是反动的、落后的。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破坏机器是雇佣劳动者反抗剥削阶级的一种斗争形式。

“意识”不是阶级斗争的构成要素。相反，正是阶级运动的政治形式决定了阶级斗争的阶级视野。要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就必然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然而，其他阶级的运动也可以决定阶级斗争的形式和范围。人类为了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美好的世界而进行的斗争并不是一场无形的斗争——所谓的“普遍斗争”并不存在。人类会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进行斗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确定那些以口号和要求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阶级利益，以及阶级斗争背后的政治形式的世俗内核。面对亲身经历的困境、难题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人们和工人阶级选择采取行动。阶级斗争和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使得有组织的斗争形式成为必要，这些斗争以“社会人性”为目标，力图超越市民社会——这一“旧（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的界限。如果没有一个解放性的“左”的纲领，一个致力于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雇佣劳动、劳动力商品化，以及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根植于社会形式的抽象社会强制”的纲领，那么极右翼的崛起将不可避免。

总之，人类解放致力于实现全人类的平等、自由，使每个人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尽管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时也标榜以全人类解放为旗帜，但由其阶级利益决定，它最终解放的不是全人类，而是资产阶级自身。因此，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重任落到无产阶级肩上，无产阶级解放与全人类解放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和工人阶级已经或正在出现新的变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对立和阶级冲突，但并没有消除劳资对立这一根本矛盾，更没有根除资本主义固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要真正实现全人类解放，必须变革资本主义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制度。但同时也需要看到，人类解放是一个历史过程，实现这一解放必须通过积极创造各种条件来稳步推进。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本质上就是要致力于推动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发展和解放。中国共产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又深刻回答“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历史之问，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加速了人类解放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国际社会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既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境界格局，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进步和解放的崇高理想。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唐闻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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