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决定高度，本板块将放眼全球，通过追踪和分析国际竞争合作的最新动向、各国科技创新的战略布局、全球技术治理的前沿经验，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全球视角。同时，我们依托于阿里巴巴广阔的国际商业和全球合作版图，分享我们所观察到的AI国际发展现状与海外市场的最佳实践，解析跨国跨区域合作的成功经验，以及阿里巴巴在全球化进程中积累的数据洞察与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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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之见 | AI 在非洲：中国社会科学院-南非金山大学走进阿里巴巴
由于数字基础设施的相对滞后，以及在互联网时代所获得的有限收益，非洲政府与民间社会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的就绪度，相比中美欧等地区，均存在一定的落差。此轮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非洲未引起如同中国此般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这一“距离感”使非洲保留了一份冷静与清醒，使其对于技术和人、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数字化与发展机遇之间的逻辑关联，均表达出自己的独特看法。
5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吕鹏教授团队，与南非金山大学三位外方学者——政府管理学院高级讲师哈夫丹·林格（Halfdan LYNGE），金山大学媒体研究系主任、教授伊吉诺·加利亚尔多内（Iginio GAGLIARDONE），以及金山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瑞格索菲茨•奇凯尼（Rekgotsofetse CHIKANE）——共同到访阿里巴巴集团杭州西溪园区，在阿里西溪园区共同探讨了非洲对AI的理解与期待。
围绕非洲如何看待AI发展与治理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AI发展中的定位等核心议题，各位专家均进行了充分交流。总体而言，相较于治理，非洲对发展更加看重。此外，非洲对自身的“独特性”有着清晰的定位和充分的自信，一方面非洲期待AI能够更好地赋能自身发展；另一方面，非洲也期待能在其他科技大国、产业大国之间，扮演好AI“产业融通”和“治理联通”的“公共空间”角色。同时，非洲也期待更多的中国科技公司继续在非开展业务，彰显科技企业“探索、自由和实验的可能性”。
一、对于非洲“数字化”历程的感受
“中国处于从数字社会向智能社会的过渡期，非洲则可能处于网络社会向数字社会的过渡期”
Iginio GAGLIARDONE：我同意吕鹏教授所说的，过去我们见证了一个逐步数字化的非洲。但如果我们以一个数字化亲历者的身份，基于体验式的视角来看待当下的AI时代，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非洲曾经是IT战略和政策制定方面的先行者，早在1995年，非洲就曾推出过一版非洲数字倡议。之所以如此，因为当时的非洲真切地相信数字意味着机遇、意味着发展、意味着更小的鸿沟。然而，30年过去了，在历经了多次的“攫取和利用”（extraction and exploitation）之后，非洲不仅仅相信数字=机遇了。美国现在虽然还在宣扬民主互联网的理念，宣扬网络空间独立，“将时钟倒退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但事情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不具备当时的合法性和可信度了。
二、当下，非洲有自己的AI战略、原则、倡议、指导意见吗？
“非洲厌倦了文牍主义”，“有没有AI战略，不是一个真问题”
Rekgotsofetse CHIKANE：整个非洲在AI治理方面非常黯淡（very bleak）。目前只有毛里求斯、埃及等4几个国家，制定了本国的AI战略与方针。这背后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非洲大陆情况复杂。非洲幅员大、国家多，文化和历史千差万别，开放程度不一，这些差异性让一个统一的非洲AI战略变得非常困难；二是非洲数字基建还相对落后。一些非洲国家可以做到为每个非洲用户设计一个“数字身份”，但却做不到提供一个“物理身份”，一些非洲国家宣称“政务上网”，但实际触达人群很小。三是非洲厌倦了“文牍主义”。非洲曾经是数字治理的热土，早在2014年，非盟就通过了《网络安全和个人数据保护公约》，涵盖电子事务处理、隐私以及网络安全等内容。10年过去了，如今只有不到半数的非洲国家进行了本国的立法部署，非洲也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有治理能力。在AI时代，非洲变得理性了。
Iginio GAGLIARDONE：全球AI治理的讨论非常广泛，但又通常非常肤浅。只有4个非洲国家有自己的AI战略，这既是一个问题，也不是一个问题。一些非洲国家的AI战略，其实也只是为制定而制定，文本非常笼统，根本无法回应非洲非常复杂的历史轨迹。我很认可CHIKANE所说的，一切制度安排，都要基于非洲情况的复杂性，都要去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否则再多的原则、指导都没有意义。AI时代，非洲可以向各方学习，将相关制度、律法拿过来，但如果没有一个更大更全的视野，不把这些战略和立法适应非洲国家本土情境，不让产业真正发展起来，这样的法律制度是没有意义的。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世界，让人兴奋又让人焦虑，是这样吗？
“人们总说AI理解了物理世界，AI却连人类社会都没有理解”，“我们不关心山姆·奥特曼每天都在干什么、说什么，我们更关心看到的事实”
吕鹏：大家都在谈论生成式人工智能改变了一切。如果我们讨论改变，我们最好也一并讨论什么不会变，这有助于我们形成更现实的态度。第一，市场主导的逻辑没变。生产力进步依然由巨大的市场力量推动。第二，民族国家的逻辑没变。互联网并没有让世界变得扁平，民族国家没有消亡，国家间竞争甚至暴力对抗没有消失，世界变得更不稳定。第三，工业经济的中心位置没变。1960年代以来，人类一度认为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仍然是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我们提智能制造、新型工业化，所有这些事情都暗示工业化仍然是我们经济的推动力，AI也只有适用于制造，才会有长久生命力。第四，文明冲突的底色没变。除了金钱，意识形态和文明也会成为冲突的起源。文明的竞争正在变得越发激烈，以至于AI军事化应用成为AI国际治理中炙手可热的话题。第五，资源的约束效应没变。人类追求越来越大的算力，电能和环境可持续的也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话题。
Rekgotsofetse CHIKANE：AI没有改变世界，只是让世界变得更复杂。Sora爆火，人们说AI已经在理解并模拟物理世界，我们姑且不讨论AI是否真的理解了物理世界(physical world)，但AI肯定没有完全理解、更谈不上改变社会的本质（social nature of society）。如果我们有一点国际视野，看看世界上每天正在发生的事情，实现“价值对齐”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困难之处不在于人和机器的价值对齐，而在人和人价值的对齐。
Iginio GAGLIARDONE：会感到兴奋，但不会焦虑。我们不关心山姆·奥特曼每天都在干什么、说什么，我们更关心我们看到的事实。在线网络和现实社会的风险，并不是二元分割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映照的。数字化的社会影响已经蔓延至线下，网络上的仇恨言论，已经影响到了实际经济和政治生活。我很高兴地看到，阿里巴巴不仅有关于AI的产业实践，还有更多的哲学思考，在产业发展之外，体现出了对于社会、政治和环境问题的关切。
Halfdan LYNGE：这彰显了跨学科的重要性。社会科学与数字科学的跨学科合作，对于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至关重要。这种合作能够带来全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促进知识的融合与创新。通过跨学科合作，不仅能够提升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能够更好地应对快速变化的科技环境和社会需求。
四、在AI的时代，非洲是怎么定位自己的？
“将非洲的视角和观点，带入到此前由西欧和北美主导的研究领域”，“非洲可以成为大国之间互联互通的‘公共空间’ ”
Rekgotsofetse CHIKANE：非洲大陆似乎一直处于一个相同的历史位置——当世界的一部分打喷嚏，我们就会感冒。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广泛的技术变革，俄乌、巴以等地缘形势也在剧烈变化。技术的突变，叠加地缘形势的突变，让事情变得复杂，迫使非洲国家重新定位自己的国际位置：是否继续与旧伙伴合作、是否远离现有关系以寻求与美国等国建立更强关系、或者是否寻找新市场并与中国等建立联系。AI时代，非洲还没有完成自己的AI定位。非洲很难像别的经济体一样，依靠国家层面来推动AI战略的达成，在非洲这几乎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主要还得依赖私营部门。
Iginio GAGLIARDONE：中美竞争环境下，人们总在说，你要么接受模式A，要么接受模式B，这实际是不可能的。非洲国家需要更多关注数字技术治理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成为主动参与者。非洲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足以使非洲作为一个试验场，来检验全球数字治理的假设，并探索数字创新。在非洲，那些被认为无法相互连接的应用产品和监管措施，都可以“互联互通”。在约翰内斯堡智慧城市的布局中，来自中国、美国、欧洲的设备，共同组成了“非洲解决方案”，这就是非洲作为“公共空间”的力量。
Halfdan LYNGE：公共空间、桥梁，类似的提法很有趣。作为非洲的学者，我们最大的贡献是将非洲的视角和观点，带入到此前由西欧和北美严重主导的研究领域。过去，当人们围绕一些问题辩论的时候，经常是“二元论”的，它是好的，它是坏的，它是正的，它是负的，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此外，学术研究也不应止步于高校，它应当在社会实践中找到新的生命力，我们的使命是尝试重新思考、联系和帮助培养南非和整个非洲的新一代公政策共领导人。去年，围绕数字技术背景下信任问题，我们促成了南非政府与丹麦政府之间的政策对话。
五、全球大型科技公司在非经营，有什么好的建议？
Iginio GAGLIARDONE：国际企业在非洲的技术合作和发展中，需要更深入和细致的考量，以确保真正的利益和尊严。一些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商业行为被包装成慈善行动，但实际并不是普惠的。我一直关注中国在非洲数字化发展中的角色，2019年我出版了《中国、非洲和互联网的未来》。写书的初衷，是我总被问到一些关于中国在发展非洲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一些提问充满了偏见，并非基于经验实证（empirical evidence），而是基于所谓的原则。在这本书中，我讲述了中国企业是如何与一个个非洲国家打交道的，非洲的情况非常复杂，我发现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国大型科技公司在非业务实践，显示出探索、自由和实验的可能性，愿意根据非洲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和适应，体现出了中国科技企业在非商业行动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吕鹏：政府层面，美国在非洲投资，意识形态、民主和人权先行，中国的政策更“亲经济”的，这是中美之间两种不同的策略。企业层面，中国企业在应对政府治理方面颇具经验，但在全球业务拓展和国际关系合作中存在一些短板，如缺乏处理政府和公众关系的专业人才，在应对非洲地区代议制民主政权时，相较于美欧企业并不占优势。有三个不成熟的建议：第一，在跨主体合作时，在多样化政治环境下，掌握与当地社区工会和非政府组织之间沟通合作技巧至关重要。第二，根据差异化产品类型建立差异化的政府关系。对低成本日常商品，应重点关注成本控制；对基础设施、数据中心或云计算等高端产品，则需建立良好和稳定的政府关系，以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及其他复杂因素。第三，解决市场门槛障碍，中国企业在进入外国市场时面临诸多壁垒，尤其是非洲市场。若要销售云计算等高科技产品，必须解决这些问题，说服当地政府和公众接受这些产品。
六、非洲目前感受到AI的风险了吗？
“信息内容安全是重点”，“虚假信息平稳，仇恨言论减少”
Rekgotsofetse CHIKANE：大语言模型离不开数据，这涉及到数据收集的主体、方法以及数据交易的问题。如何获取非洲数据，哪些国家将被允许进入非洲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这些是未来10年内非常值得考虑的事情。那些对数据质量和隐私有更深刻理解、采纳更严格的数据保护和隐私法规的国家，在这一领域会更加占据优势。
Iginio GAGLIARDONE：AI风险中，虚假信息无疑是最核心的，因为这是会带来真正的线下骚动的。“平台技术公司向来缺乏对特定生成内容（如仇恨言论）的积极监管动机，且南非的11种官方语言并都不是Facebook社区的主要语言，这给监控和处理仇恨言论带来巨大挑战”，“大多数内容即使被标记出来了却也没有被平台删除”。这一波人工智能浪潮以来，我们观察到虚假信息量保持稳定，但仇恨言论有所下降，这或许是中心化内容生成的一个好的方面。
版块介绍 — 域外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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