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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小雪 | 屈辱:奠纪文革中逝去的父母

2016-04-03 倾城

文 / 蔡小雪(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作者授权推送)


我家与我母亲上班的单位并不远,也就两、三公里。文革开始后,母亲就再也没有回过家。开始,父亲对我们说,妈妈的工作忙,不回家住了。后来听说,母亲在单位被隔离审查。


1966年7月的一天,父亲把我们叫到他房间里,告诉我们,母亲一个月前就已离开了人世。当时,家里的老阿姨泣不成声,父亲后来说的话,我一句也未听清,之后大病一场,一个星期后才恢复。


因未见到母亲的尸体,也未见到母亲的骨灰,我总觉得母亲没死,直到文革结束,我还经常梦见她活着。文革后,我才知道,在隔离期间,母亲经常受到批判,最让她心痛的是,她当时重点培养对象,也是她最信任的部下,写了很多揭发她的大字报。她绝望的离开了人世。


母亲走后,父亲的日子也很难过,报社副总编的职务被免去,经常挂牌批斗。老阿姨被赶走了。我家从原住处搬到锅炉房旁边的一间半又矮又潮湿的简易房,家门上被涂满了油墨,稍不留神就会将衣服蹭黑。姐姐和我成了狗崽子,在学校和报社经常受到欺负和羞辱。


父亲身体不好,多次被送到医院抢救。随着运动的深入,父亲挨批判的次数越来越多,受凌辱成了家常便饭。他曾获过安徽省书法二等奖,但他清秀的字,只能用于写“检查”和“认罪书”。


1969年9月9日,早上六点我刚起床,发现父亲躺在里屋的门口。我高声呼喊他,但他没有任何反应。我穿好衣服跑到张大夫家,将还未起床的张大夫喊起。过一会,张医生和我来到家里。张医生检查后,低声告诉我父亲已经去世。他安慰我不要害怕,陪我坐到快上班。


张大夫走后,来了一大帮人,我被叫到军代表的办公室。军代表一直象审犯人一样审我。先问我,姐姐和哥哥现在何处,通讯方式和地址。我告诉他,我姐姐在长丰县插队,我哥哥在陕西省甘泉县插队,并告知了他们的通讯地址。而后他问我,父亲死前对我说了些啥,留过什么文字等等。我说,昨天军训很累,回来后我早早就睡了,他啥也没跟我说,我也没有发现他留下任何文字。但他还是反复地问我这些问题。


11点多,有人进来报告说,经法医鉴定,我父亲系自杀而死,他们已将我父亲送到火葬场。我说,我也要去火葬场。他们说,你太小不能去。我说,骨灰应当给我。他们说,骨灰要留在火葬场,等到上级作出决定,才能给或不给你。而后,就打发我回家。


我回到家,屋里已被翻得乱七八糟。我一边收拾着,一边默默忍受着失去父亲的痛苦,直到下午五点多钟才收拾完。不久,报社的人通知,晚上七点到报社大礼堂开大会,让我必须参加。


礼堂里,主席台上方挂着声讨我父亲大会的横幅,到处都是打倒、声讨我父亲的标语。我到会场后,就让我坐在第一排。会议开始,此起彼伏地喊着打倒我父亲、我父亲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口号,一个个上台发言的人,都在声讨我父亲。我真不知道我是如何渡过的,也不记得我是如何离开会场回到家里。


第二天,军代表又找我谈话。他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亲戚、都在何处。我告诉他,姑姑和姨妈都在北京,我们家在合肥没有一个亲戚。他思考了一会,告诉我,因我家在合肥没有亲戚,我不能留在合肥,像我这样的人不能进京,让跟姐姐或哥哥去插队。


我当时就说,我初中还未读完,只有15岁,太小不宜插队。他对我说:“我15岁就当兵,你15岁就不能插队?”我说:“你儿子跟我一样大,为何他不插队?”他说:“我儿子是革命军人的后代,他应当去当兵,而不应去插队。你是走资派的后代,就应当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无言以对。


过了几天,姐姐和哥哥先后回到合肥。我们商量了许久,最后决定我和姐姐都去哥哥插队的地方。1969年年底,我离开了我的出生地合肥,去到遥远的西部——陕西甘泉。


我父母去世后,老阿姨多次到火葬场找过他们的骨灰,但都没有找到。十年后,我们在大蜀山陵园买了一块墓地,因未找到父母的骨灰,墓里葬下的是他们留下的钢笔和衣服,墓碑上刻着“勿忘”,时刻提醒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勿忘文革。


文革期间,我父母活着时受尽了屈辱,死后仍不放过,不仅对他们百般侮辱,还将我们列为低人一等的“黑五类”,让我们在后来的日子里受尽歧视,让我们在屈辱中活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泯灭人性、摧残人类文明的运动,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有责任将文革的真相和危害告诉我们的后代,肃清文革的余毒,避免文革再次发生。


写于文革五十周年2016年4月3日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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